权威发布｜瞿振元：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从何处着力？

本期推送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瞿振元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论坛上的发言全文

【要点】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瞿振元发表了“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从何处着力？”的主题演讲。他指出，目前我国高校教师队伍中的专职教师比例相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35岁以下的教师群体是最大群体。然而教师队伍年轻化也意味社会阅历不足和缺乏实践经验，还不能很好地满足高校育人的根本任务和科研、社会服务等其他职能的需要。他提出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3点建议：补充必要数量，降低师生比；制定和实施“高校教师学历提升专项计划”；建立健全分层级的机构，持续开展大规模的支持教师终身发展的培训工作。

【发言全文】

关于“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从何处着力？”具体讲两个问题，一是我国高校教师队伍现状，二是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从何处着力。

高校教师队伍的现状：我们现在的全国高校教职工总数236.9万人，专任教师157.3万人，占66.4%。这是一个基本数据。与过去比，专任教师的数量明显增加，适应了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需要；专任教师在教职工中的比例提高了，说明用人机制改革有一定成效。

这支队伍的最大特点是“年轻”。 2015年，35岁及以下的教师55.8万人，占35.5%，36岁到45岁是55.4万人，占35.2%，而46岁到55岁占22.8%。此前几年，35岁以下的年轻教师更多一些，一直是最大的群体。当然，年龄曲线是会慢慢变变化的，每个人都会一年长一岁，曲线慢慢向右移动。但总体看，我们现在的队伍还比较年轻。这是最重要的特点。年轻这个特点既不能算优点，也不能算缺点，它能带来优点和缺点，但同时又是继续发展的起点。这一支年轻的教师队伍正处在成长时期。抓住这个时期，让教师尽快成长起来，正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年轻，学历总体偏低。从2015年的数据看，本科毕业的高等学校教师有64.5万，占41%，而硕士占36.2%，博士只有21.5%。事实上，在高等学校里，还存在着本科毕业教本科的情况。应当说，这样一种情况是不合理的，是难以很好胜任工作需要的。因为年轻，教师的社会阅历不足，实践经验、包括工科的工程经验不足，不能完全满足教书育人、立德树人这个高校根本任务的需要，也不能完全满足高校其他职能，包括科研、社会服务的需要。

面对这些问题怎么办？加强教师队伍教师从何处着手？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应当高度关注。

第一个方面是高校的教师数量还不足，生师比应当降下来。现在，我们的生师比为17.7，OECD国家是15.5，我们的生师比明显高于那些国家。生师比过高带来很多问题，比如，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影响师生之间的交流，教师在课堂之间奔波，下课就走，跟学生之间的交流少，师生学习共同体难以形成。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影响社会就业，因为教师岗位也是非常重要的就业岗位。在一个成熟的社会里，百万人口中的教师、医生、警察应该有相对合理的数量。当前，我们的教师数可能少了一点。生师比偏高不仅影响教学质量，而且提供给社会的就业机会也少了。因此我建议：继续补充必要数量，把师生比从17.7降到16。OECD国家是15.5，我们也不必一下子达到15.5，可以把16作为目标。按照生师比16的目标，现在的教师数量约增加16.8万人，这还是相当大的增量，可以分年度完成。

第二个方面是如何显著提高教师的学历。本科毕业教本科是不合理的。过去有过这种情况是历史条件造成的，今天依旧本科教本科是不行的。提高教师学历，自然会关系到我们的研究生（硕士和博士）招生规模。我们看到：近年来，硕士生招生规模稳步增长。但这些年博士生招生显著减缓，近几年一直维持在7万人左右的招生规模。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博士数量超过美国了，是博士“大跃进”，网上也有不少戏弄之词。但同时，由于这几年控制得比较严，一些高校要求教育部扩大博士生招生规模。两个意见反差很大。当然，从质量来说，要求不断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是完全应该的，因为博士生的教育水平代表着一个国家教育的最高水平。在研究型大学里，本科教育是基础，不能动摇；但是研究生教育代表水平，应该提高质量。我们要求抓好人才培养工作，既包括本科生，也包括研究生。

从数量来说，一些同志总是说我们超过美国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最近，我看了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教授发表的论文，专门谈美国的博士生规模问题。他说：“2008年，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将博士学位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研究为导向的博士学位；二是以专门职业实践为导向的博士学位，基本上是原先的FPD（First Proffessional Degree，译为“第一级专业学位”)；三是其他博士学位类型。从《2011年教育统计要报》开始，NCES正式采用新的统计口径，博士学位（Doctor’s degree）除了原有的哲学博士、教育博士和相当于博士水平的学位之外，还包含了以前归类于FPD的大部分学位，例如临床医学、牙医、及法律等学位。2008—2009学年授予博士学位154425人。这样一个变化，实际上解答了之前关于FPD是否博士的争论。”张炜书记的这个研究也回答了到底博士学位与美国比是多了还是少了的问题。

按照美国现在的统计口径，2014—2015学年度，美国实际授予的学位是178547人。这个数比以往我们说的数可能多十万左右。这是我们对美国的事实认知上的偏差。这个认知偏差造成一种舆论压力，抑制了我们硕士生、博士生招生数量的增长。其实，我国硕士生、博士生招生的数量要考虑国际的一般惯例，但最重要的还是应该从中国自己的实际可能和需要出发。

我们的现实是：一方面是高等学校里面有培养能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教育部和有关部门申请建博士点，要求增加博士生招生名额。我们也已经建立了比较严格的评审和审批制度。另一方面，我们博士生招生至少有两个刚性需求。第一个“刚需”是高校教师培养。他们要提高学历，要接受一种更加严格、更高层次的训练，训练如何做学问、如何做科学研究，提高更加系统的学科素养，提高创新能力。经过这种严格的训练，以后可以更好地教学生。没有这样一种训练就做教师，虽然也能成长，但是总没有科班训练过的更好一些。这种需求是推动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经历。第二个“刚需”是科技研发队伍。我们的研发队伍的水平需要提高，尤其是要提高学历层次。对今天的中国，更显重要。所以，我们的博士生数量确实是应该增加的。因此我建议：制定和实施“高校教师学历提升专项计划”，作为加强高校建设队伍建设的一个着力点。我们有2900多所大学，绝大多数学校的状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乐观。要看到高等教育内部不平衡发展和不充分发展的事实存在。因此，这个高校教师学历提升专项计划，也是对相对弱的学校的支持，是对教师队伍相对弱的高校的支持，使他们能够有一个很快的提升，从而促进高等教育向更加平衡和充分的方向发展。

第三个方面，如何以师德师能建设为主题，开展大规模的教师全员培训。有关教师培训的问题，从思想认识到具体做法，有许多需要讨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还需要对大学教师培训吗？一些同志可能以为，这些老师都大学毕业了，不少还是博士毕业了，还需要培训吗？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必然没有积极性。其实，答案很清楚。任何人的成长都不要崇拜自发性。个人努力是一方面，外部的帮助也是非常重要的。培训就是非常重要的帮助。第二个问题是培训什么。应该师德师能都要抓，两手抓、两手硬。当前，我们很重视师德师风建设，这是应该的。但是，完整的教师队伍建设，应该师德师能一起抓，两手抓、两手硬。只讲师能建设，可能会迷失方向，可能在一些问题上出偏差，只讲师德建设，就会成为空头政治。所以师德师能两手抓、两手硬，在有的工作上还要融合在一起做，要让教师把主要的时间、主要的精力放在教学科研的业务上。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开展培训？我想，应该分层分类、问题导向。比如要帮青年教师“过三关”，要过教学关、科研关以及学生工作关。又如，要体现在教师职业发展的全过程中，特别是在职业发展的关键节点上予以培训和指导。比如在职称提升的节点上，指导你怎样当好讲师、怎样当好副教授、怎样当好教授等等。有的学校还举办研究生导师学校，为研究生导师怎样做好导师进行培训，同时也是导师们交流和相互学习。还如，不同学科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培训。任何一个课程总要更新，特别注意教育教学的理念在更新。在教学过程中，把先进教学理念嵌入其中进行培训。同样的教学，过去经常问老师“教了什么，怎么教的，教得怎么样”，现在要问“学生学了什么，怎么学的，学得怎么样”。提问的角度不一样，教学过程中体现这样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再比如，针对教师“短板”的专项培训，针对社会阅历浅，工程经验不足等等，有针对性地让他们去接触社会、接触实践，补短板。此外，当前非常重要的是提高教师信息化素养。我们在调研中也感到，可以熟练运用信息技术的教师比例，年轻教师高一些，年长的讲师弱一些。年长讲师一般不是信息社会的“土著民”，而是“移民”,更加需要培训，提高信息素养。

针对大规模培训的需要，我建议：建立健全分层级的机构，持续开展大规模的支持教师终身发展的培训工作。这也许是当下最容易做，而且见效最快的一项工作。

这三点建议是当前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着力点。通过扎实的工作，显著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在普遍提高的同时让尖子人才“冒出来”，从而使高等教育强国梦能够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