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发布｜阎光才：制度、竞争压力与学术人的行为

本期推送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论坛上的发言全文

【要点】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发表了“制度、竞争压力与学术人的行为”的主题演讲。他指出，竞争在学术界由来已久，先后经历了从早期的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与优先发现权关联的声誉、尊严竞争到如今更多的是研究资源、岗位资源的竞争。我国当前科研与人事制度呈现规划导向、绩效评价和指标管理的特征，更多倾向于数量意义上的竞争，难免带来某些负效应：如低层次重复性劳动，为规避重大研究的不确定性而不敢涉足科学领域中的无人区以及教师精神压力大、科研激情、信念、偏好改变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竞争和创新之间的正向互动。学术评价应始终以质量为尺度，在构建科学研究、评价以及相关制度时，要适时改变管理学思维，更多地遵从科学与创新活动本身的规律和逻辑。

【发言全文】

近二三十年来无论中外，偏好竞争是学术制度建构的主流性制度安排。竞争其实是一种手段，它不是制度目的本身，任何制度都有自己的价值预期，这种价值预期带有一定的终极目的和意义。但现实中常常会发现手段会取代目的，甚至带来人们信念危机甚至行为的扭曲。所以，今天，我想就竞争话题对当前教师所处的境遇与大家做些交流。

在学术界，学术认可历来强调实力至上原则，这种原则并非学术界所独有。在西方，二战以来，整个社会基本建立起了一个以个人天赋以及后天努力特别是绩效表现来配置地位资源的整体架构，资源分配更多考虑到择优与效率至上原则。因此，在推崇智力与能力至上的科学界，强调竞争自然也成为一种常态性的制度设计。竞争通常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一种是带有互利性，第二种是带有排他性，第三种是带有互损性的恶性竞争。

学术界的竞争历史由来已久，其中最熟知的是早期关于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微积分优先发现权之争，另外是华莱士与达尔文关于进化论优先发现权之争。当时，因为不存在如今天过多的现实利益，当时的竞争充其量涉及到各自尊严和声誉问题。实际上，华莱士和达尔文之间有非常良好的交流沟通和友谊关系，他们即使有竞争也是君子之争。到了十九世纪，德国建立起研究型大学里设立讲席教授制度，因为讲席教授看重学术成就，如学术发表，且有体制上的经济保障，故而，学术竞争与个人生存与发展利益间开始建立起了关联，但因为讲席教授是少数卓越者，所以通常也不会带来太大的负效应。

到了现当代特别是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政府开始全面介入高校科研领域。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是两个主要为大学基础研究提供资助的机构，其基本的制度设计就是强调项目资助的竞争性。战后随着科学家规模和群体的逐渐庞大，在资源又相对有限的情况下，科研资助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知道，在现代科学领域，如果没有资助，大多研究几乎无法展开。没有项目、没有经费，就谈不上研究成果，那么在学术界能否立足和生存都会成为问题。因此，从历史角度而言，学术竞争性质具有关联到尊严与声誉的基础研究优先发现权，逐渐过渡到关联个人职业生存与发展的竞争。今天的学术界竞争更带有资源竞争性质，是研究资源与岗位资源的竞争。

竞争的确是一种激发活力的手段，它涉及到采用什么竞争规则与竞争激烈程度问题。规则涉及到公平和效率冲突议题，竞争程度过于激烈或压力过大则可能带来人的心态与行为扭曲问题。压力过大，是如今的学术界的普遍现象。规则有问题或压力过大，就难免带来的相关负效应。譬如，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哈格斯特龙就发现：在科学界存在大量的重复性劳动，大量的论文发表带有低层次重复性性质。但是，重复性劳动还未必是最坏的结果。为规避重大研究的不确定性，教师不敢涉足科学领域中的无人区，才是学术创新的最大障碍。打一个比方，当竞争规则是以搬运的石子数量为依据时，那就没有人愿意去开山凿石。

如今的学术聘任制度，最为流行的是比拼论文发表数量。数量和指标似乎代替了质的本身，少有人看潜质与学者在特定领域的贡献。在西方有人甚至认为，类似peer review或merit review这种学术界的黄金准则，也存在问题。因为过于强调可行性以及短期成果表现，它越来越成为了一种规避风险的制度。

本奈特曾针对澳大利亚政府的资助体制批评道：因为资助额度太少，每年有3000多份项目申请书尽管有价值但是得不到资助，因此教师们不得不年复一年地为项目书的撰写耗费大量时间精力，科研成为一种写本子的游戏。美国教授哈克特提出：因为存在激烈竞争，作为项目负责人的导师，承受越来越多的外在压力。为此，他会将压力传递或转移到团队内部成员身上，因而导致彼此之间角色与关系的复杂化，教师逐渐由指导者变成了管理者甚至企业家的角色。索尔曼曾对来自全球39所顶尖大学4000多博士生展开调查发现：刚入学的与将要毕业的博士生偏好存在明显差异，选择未来在大学里做研究教职的趋向，高年级明显低于低年级。如化学领域从45%降到32%，物理从60%降到53%。

竞争过于激烈还导致了急就章的问题。《科学》杂志曾召集数百位教授，对心理学领域中三大权威期刊里百余篇实证研究论文进行可重现性的验证，结果只有47.4%的成功率。比格利对医学临床领域做了元分析，发现18个研究中有16个难以基于原始数据获得再现。当然，有恶性竞争所带来的最极端行为，则是学术不端，这在今天中外学术界早已不是个别现象。

今天科学界的重大发现机制是否还依旧带有传统特征？这里举一个或许并不太恰当的例子。美国的NIH，每年10%的资金对自己固有的机构进行资助，另外80%对外部大学提供竞争性科研资助。另一个是HHMI。HHMI只是选优资助，资助的是人而不是项目，对资助者的研究不限制方向，可以随时根据需要调整，容许失败。一个简单数据结果表明，获得诺贝尔奖的比例，最高的是HHMI，其次为NIH固定机构。这说明什么？今天学术上的重大创新，依旧需要有容许失败、支持高风险研究的制度环境，需要避免竞争过度所带来的人们心态失衡与行为扭曲。

 我国目前的科研与人事制度具有什么特征？三句话可以概括，一是规划导向，二是绩效评价，三是指标管理。因为强调数量意义上的竞争，如今我们的确成了世界论文大国。从90年代开始我们重视SCI、SSCI，现在又重视影响因子区间、ESI以及三大刊或四大刊，但总的方向是依旧没有脱离追逐数量的窠臼。这种过于看重数量的背后，并非没有成本和代价，它耗费了大量的经济成本和人力。最大的问题是教师的学术激情、信念、偏好发生了改变，功利取向越来越突出。学术价值的主要体现是智力贡献、社会效益（包括教育效益）、国家贡献。这种取向是否能够达到“双一流”建设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瞄准世界前沿，强化基础研究的目的？可能不是很乐观！

学术界肯定需要竞争，但是需要什么竞争却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竞争和创新之间未必一定存在互动，如果不慎它会损害创新。论文大国能否支撑一个创新型国家，如果没有高质量还真难说。因此，我们或许的确需要冷静下来，如曾经粗放型经济增长在今天所面临的转型一样，需要对学术界整个制度安排与取向也做重新思考，特别是对“双一流”建设即将面临的五年期评估的指标化设计保持必要的谨慎。

学术界永远应该强调质量第一，高成本的数量膨胀不可持续。至于如何评价？依旧要回到传统的三个维度，一是真正的原创理论创新；二是应用技术方法工艺技术突破；三是教育价值，创新人才培养。这三个维度在任何时期都应成为学术评价最重要的尺度，但简单靠数量说话恐怕难免有偏颇，无论这种量化指标是来自政府还是第三方。

指标化取向反映的是管理逻辑，而我们的科学研究、评价以及相关制度的建构，更应该尊重科学活动包括创新活动的规律和逻辑。唯有符合学术活动规律的管理与评价制度，才能不仅保护学术人的学术精神与价值追求，而且有效地引导人的积极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