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推送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育政策与领导学教授（候任）、香港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常务副总监、香港教育研究学会前主席、香港比较教育学会前会长李军在“聚焦2035中国教育”教育现代化智库论坛上的发言全文
【要点】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育政策与领导学教授（候任）、香港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常务副总监、香港教育研究学会前主席李军发表了题为“世界一流教师教育的中国模式——2035之挑战与展望”的主题演讲，呼吁新时代要有“世界一流教师教育”的新政策话语。他用世界银行年度发展报告中全球性的三大学习危机、联合国全球教育普及监测报告中应对学习危机的10个方法、国内外学者的教师教育比较研究、以及中国教师教育的发展实践，综合性、比较地证明中国教师教育的成就所在。结合其新著《逐梦世界一流教师教育(Quest for World-Class Teacher Education)？》和全球观察，梳理了中国教师教育的发展历程，最后总结出世界一流教师教育的中国模式以人文宗旨、中庸之道、多元开放和知行合一为四大特征，为世界教育的中国奇迹奠定了坚实的体制基础。
各位同仁，早上好！
很荣幸受邀回到母校，这是我曾经学习、工作和生活过整整10年的地方，我非常高兴！我有个小小的礼物送给母校，就是这本积累多年研究的成果，我的新著——《逐梦世界一流教师教育(Quest for World-Class Teacher Education)？》。我想把它献给母校的图书馆。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主办方的邀请和长期的交流合作，非常感谢！
我的演讲题目是：世界一流教师教育的中国模式——2035之挑战与展望。这里，我用“世界一流”来形容教师教育的发展方向。前面徐辉主席在做报告的时候，有非常忧国忧民的心态，指出教育的投入仍然有待增加，值得我们学习。我觉得教育的投入，经费只是一个方面，而政策话语方面的投入也远远不够，应该作一些调整。尤其是2015年，国家提出双一流大学发展战略开始。在教师教育领域，还没有使用“世界一流”的政策话语。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用这样的题目来引起我们政策研究同行们的注意。事实上从前几年开始，我就和我们的同行持续性地做政策呼吁，大家可以通过《光明日报》《社会科学报》等媒体的报道了解更多。今天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做更多的政策呼吁。
教师教育是我长期关注的研究对象，我曾经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件事。刚刚提到给母校图书馆的著作是2016年出版的，应该还可以算是新书。书的题目《Quest for World-Class Teacher Education?》是世界一流教师教育，为什么题目后面会有一个问号呢？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们国内的学者在看中国的问题时忧国忧民的情绪会多一些，有时显得比较悲观一些，但是海外的学者在看待中国问题的时候，似乎会比较会正面一点。也许是因为距离，也或者是国际比较的原因。待会儿我会跟大家进一步分享，我为什么用世界一流教师教育这个题目。
今年世界银行发表的2018年度报告里面提到学习的危机。它将全球性的学习危机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学生学习成就方面的危机，用低、高、慢三个形容词来形容学生学习的危机。低是低水平、高是高不平等、慢是很慢的进步；第二个方面，学校在为鼓励和激励学习方面非常不够，甚至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给我们的孩子造成了学习失败，为我们的社会制造了很多不合格的产品，也给社会造成了负担；第三方面，体制的僵化和裹足不前保证了学校的失败，如学校制度、管理、课程设计等等不能取得成功。
下面两张图片可以鲜明地反映上面的问题。这是我在印度和非洲拍摄的，印度的这个小朋友居住在贫民窟里，早上八九点的时候仍然没有去上学，也没有吃早饭，这其实反映的是受教育权的问题，是教育公平的问题。另一张照片是非洲肯尼亚教室的情形，与我们中国七八十年代的情形很相似，实际上在中国已经几乎没有了，除非是极其偏远的山区。这个地方的孩子们会有什么样的学习水准呢？这其实是教育质量的问题。
2014年联合国全球教育机会均等监测报告中，解决教育现代化挑战应对学习危机的十大出路里面，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依靠教师建设。它罗列了10条出路：第一，教师质量；第二，教师职业发展。第三，让教师能够为儿童真正的需要去服务等等。在看这十大出路的时候，我就在反思中国教师教育，这二三十年来我们走的路是什么样的呢？我发现这10大出路好像是在我们中国总结出来的。我国很早就提出要提高教师教育质量、解决不平衡问题，包括改革师范大学，把师范学校、教育学院合并，这些年我们走的路好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结和在全球推广了。我们中国的路走的是不是正确？为什么联合国会把它作为很重要的方法？
现在给大家简单展示一下中国教师教育这些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经合组织关于教师的研究（TALIS）显示，上海教师的女性比例更高，年龄也更年轻，教师专业培训做的也更好。另外，通过中国与日本开展教师教育的相关高校的世界排名比较来看，日本总体上比中国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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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教师教育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个人认为有三条经验值得反思。第一，科教兴国。这是改革开放后提出的国家战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要想把一个国家治好教育必须排在第一。第二，良师兴教，教育要做好必须依靠老师，师严然后道尊。如果老师不能为学生真正服务，道也就不可能受到尊重。第三，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总结出来四个基本方面，后面再详述。
中国2016年差不多有1.7亿学生。这是什么概念？澳大利亚的人口3000万不到。加拿大3000万多一点，美国的总共人口也就是两亿多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中国的教师教育体系完成了世界上不可能完成的难题，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教师教育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应该感到骄傲，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北京师范大学朱旭东教授的研究发现，师范学校新的招生数和在校生数量其实并不少，出乎我原先的预料。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教师教育机构的师范学校，为我们中国的教师教育仍然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回到前面的问题，为什么提日本的教师教育？因为中国的教师教育是从日本学过来的，从1897年－2017年，今年正好是整整的120周年。二战以后日本取消了原有的师范学校模式，把它们改造成了教育大学。这是日本的新发明。教育大学以区县为单位来培养小学和幼儿园老师，是综合化的。学科老师不分语文、算术、音乐。在综合化这一块，我们是否仍然可以借鉴日本的模式来构建一个更加完整的教师教育体系？在香港，原来的香港教育学院曾是主要的教师教育机构，在改名字的时候曾有各种猜测“香港师范大学”或者“香港师范大学”？最后采取了日本的模式，改为“香港教育大学“。我认为，日本师范大学的模式对我们仍然有借鉴的意义，对于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的教师教育都很有用。
下面谈谈中国的模式。我经常在一些国际的场合做这方面的分享。其核心特点是什么呢？我认为有四个方面值得总结的，都是中国教师教育模式的独到之处。第一个特点，是人文的宗旨。中国人谈教育的时候，首先关注的是个人和社会的结合点，而不是一味强调通过教育“个人”会如何发展。教育不仅仅是对个人有好处的，对社会公众也是有好处的，这两个好处要平衡，在教师教育政策上有体现。我们中国人在衡量老师的时候不是用西方模式的量化指标如是否合格，而是用“好”的概念来评价老师。什么是好的老师呢？这个概念看起来是非常模糊，很难打分衡量。儒家哲学里讲好的老师是什么呢？是知识、艺术、关爱和责任的结合体。
第二，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似乎从来不在政策话语体系里面，但如果仔细分析教育教育各类政策的文本，你会发现恰恰无所不在。孔子自己也认为其思想最核心的是中庸的概念，尽管有很多研究者说：仁、义、礼、信等等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我们各项教师教育的改革，实际上遵循的是中庸准则。什么意思呢？就是取其中而不走极端。近几年，美国政府和美国老百姓都身受其苦的一点就是反恐，反恐是怎么来的？如果熟悉国际政治就会明白，其实就缺乏我们中国哲学里面的中庸之道。这一点很重要，它是一种平衡，是一种集体的理性主义和伦理承诺之间的一种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为个人和社会的共同发展而服务的。
第三，开放多元。大家如果熟悉美国教师教育体系的历史发展，就会知道美国现已经没有师范学校了，也没有我们中国专门培养老师的师范大学了。但是美国的历史上是有的，他们都把师范学校升格为州的大学，带来的问题非常突出。我在马里兰大学留学的时候，观察到该州每年都大量短缺教师。我仔细研究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现原来是制度性的缺陷。美国教师教育改革的路走得有点弯，把所有的师范学校都取消了，变成综合性大学。综合性大学的教师教育培养，至少不能在数量上保证教师的供给，这是很大很大的问题。但我们中国的师范大学体制恰恰就保证了这一点，我们有专门的师范大学，像华东师大这样，也有综合性的像清华、北大。
第四，知行合一。大家知道中国现代师范教育先驱陶行知先生，他特别强调知行合一，他的名字也叫行知，为什么这是中国模式的核心部分呢？因为教师教育的核心在知识与应用。我们的老师在教育学生的时候用什么知识教育学生，这是非常关键的。观察一个国家教师教育体系的核心特点时，要关注知识是怎么被呈现给学生的。这一点我们中国哲学理论讲的知行合一，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因为从有文字记载的《论语》《学记》到王阳明，我们中国人在看到教育知识的时候是作为专业的知识来看待的，跟欧美等国的传统迥然不同。比如英国或美国，教育知识的专业性——或者简单地说教育学院在综合性大学中的地位——就不是那么高，如果和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工程学院相比较。英国在传统上把教育的学问贬低为这些经典学科的可怜表兄妹。这与我们中国的师范大学的地位不一样。我们师范大学这样的体系，与知行合一的教育知识观是密不可分的。
我再想花一点时间谈一谈全球启示。教师教育中国模式的全球启示是什么？都说中国经济是一个奇迹，但是很少有学者知道我们的教育也是一个奇迹。全球最大的教师教育系统惠及最大的学生群体，这是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觉得这是世界奇迹。第二点与中国经济的崛起是相辅相成的，也引起全球瞩目。近些年英国、美国的教育管理者和老师都到上海来，学习中国的校长怎样管理学校，中国老师在课堂里怎么表现，中国的老师相互之间怎么样提高和学习，这些都是值得总结学习的。
还有一点，就是实用性地平衡卓越与平等，世界一流讲的是质量的概念，怎样让大家都能够平等的提升质量呢？这又是中国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相信我们中国的教师教育模式还能做更多的尝试。还有最后一点，我想强调的是“挑战西方教师教育模式的长期垄断”。可能在我们后发展国家和文化里，觉得西方发达国家的东西才是先进的，才是值得我们模仿的。我看我们需要一点文化的自觉自信。一个方面，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民族和国家融入世界人类共同体呢？还是只是简单模仿看人家的标准和眼色行事呢？这都是值得我们问一问自己的问题。
我前面有说这本书，我花了差不多整整10年做出来的书。我想简单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做一些分享。这是一个关于中国师范大学改革的案例研究。我用了两个理论视角来分析。一个是“理性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年的改革。有一个最基本的公式可以归纳的：TE → CT → QE/SA → QLF → MD/EG → NAC。我们的政策文本都是按照这个做出来的。教育教育质量的提升会给带来什么结果？有能力的合资格的教师队伍，这样的教师队伍就会提高教育的质量，素质教育和学生学历的提高，是一个等式的。然后到劳动力水平的提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现代化和经济的增长。最后NAC，一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和国际竞争力。这是理性政策的路径。
另一个是“批判的视角”。这些年来师范大学改革可以观察到很多矛盾，包括体制内部的矛盾。九十年代末改革的时候，关于师范大学是否应该摘掉“师范”的帽子，这两个字应不应该去掉，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如果这样做，华东师范大学变成华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变成北京大学。这是一个政策的选项，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个中庸的选择，没有走向极端。有一些是把名字去了一点点，如西南大学。西南农大和西南师大，实际上中心任务还是做农业，还是做教师培训。所以我们没走极端，这一点是中国教师教育改革的幸运。随着改革的推动，师范大学中师范专业和非师范专业的矛盾，经济利益的冲突等等都出现了。但是，我觉得这些矛盾的处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
限于时间我只能做这些简单的分享，更多的研究发现在这本书里面。这本书会很快在师大图书馆里，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看得到。此外，这本书的中文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预订出版，稿子正在校对的过程中。
谢谢各位！
（这是作者于2017年12月26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聚焦2035中国教育”教育现代化智库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