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发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十九大后中国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专题研讨会专家笔谈

编者按：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了我国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等。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10月31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十九大后中国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专题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20多位教育研究和实践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和教育行政管理者就十九大后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相关问题进行交流研讨，围绕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趋势，特别是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为教育深化改革贡献智慧，为国家教育决策提供支持。现摘录研讨会发言内容，以供读者参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十九大后中国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专题研讨会专家笔谈

陈子季（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就教育事业发展来说，所谓的发展不平衡，主要是发展中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全面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最近又提出高中阶段教育和学前教育的普及目标。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实现这样的发展，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同时，实现这样的发展速度、这样的跨越幅度，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差距拉大和发展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在：区域、城乡、学校之间教育发展水平和群体之间的教育机会，还存在较大差距；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还不够协调；教育体制内部还存在发展短板。目前这种不平衡，已经从过去集中在办学物质条件，转化到办学水平、教学质量和适应能力等方面。所谓的发展不充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相对于实现教育现代化、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相对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教育新需求，我们的教育发展还有不少差距，跟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教育观念、教育技术和方法、教育管理等方面，还存在滞后。在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后，我们还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高质量、多样化、选择性、终身学习等教育需求，这种不充分是新时代的呼唤，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动力。二是由于体制机制不顺，过去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教育改革创新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不能适应教育现代化的需要，政府、学校、社会三者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没有很好地结合，发展素质教育还存在不少的障碍，新技术、新观念催生的教育新业态、新模式还存在不少传统的阻力。因此，《意见》着力要解决的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质量、个性化、多元化教育需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当前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同时，十九大报告对教育工作部署了八项重点工作，这八项重点工作与《意见》主要内容完全契合，所以，《意见》完全符合十九大精神，是贯彻落实十九大关于教育新任务、新要求的“施工图”。

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院长）：为了使人民群众有美好的生活，必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而目前中国教育最不让人满意的那些现象，很大程度上既是由客观上的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造成的，也是由主观上的“单一人生观”和“零和人际观”所造成的。因此，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了办人民满意的教育，需要在主客观两方面同时用力；对教育部门来说，尤其要重视对学生及其家长，对未来的社会成员和各级官员，做好价值观的教育，避免对生活如何才算“美好”，“教育如何方可满意”产生太大太广的误解。在改革的进程中，需要从价值层面思考“美好”的内涵，分析教育问题所涉及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从教育内部和外部寻找实现美好教育的合理路径。

高书国（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既是主要矛盾，更是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在教育的基础条件投资不充分，教育资源准备不充分，没有形成与建设教育强国要求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标准、治理），没有建立从过程公平、程序公平到质量公平的体制机制，缺乏对“四个自信”的研究，改革的关键是改变教育财政的投入方式和方向。教育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既要解决过程性的矛盾，更要解决结构性的矛盾。从现在到2020年，我国教育发展正处于大国办强教育的发展阶段。需要根据新时代社会主义强国思想和强国方略确定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建设教育强国是实现教育“四个自信”的必经途径，教育制度建设、教育文化建设面临艰巨任务和巨大空间。

范国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十九大报告对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的论断同样体现在教育领域，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基本战略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教育改革过程，是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新时代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构与完善政府依法宏观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有序参与、各方合力推进的格局。教育改革有两大主题，一是立德树人问题，一是体制机制改革问题。其中，立德树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体制机制改革，则是为立德树人服务的，就是要理顺教育系统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是激发各教育要素的活力，从而激发整个教育系统的活力。具体而言，就是要理顺政府、学校、社会三类主体内部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此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需要法治保障。首先，需要加快国家层面的教育立法进程；其次，积极推进地方教育立法、地方教育规章的制定。

尹后庆（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教委原副主任）：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对于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来说，新时代有三个特征：尽管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仍然重要，但是学业成绩已经不再是全部的教育价值追求；尽管加大学校硬件设施建设和经费投入仍然重要，但必须把提高教育质量放在突出位置；尽管教育资源的标准化配置跟质量水平的基础性要求仍然是当前相当一部分地区教育工作的基本要求，但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多样化教育的新诉求。新时代要追求新的质量，在新的两步走的战略布局中，教育必须找到自己的历史方位和发展战略。新时代必须把人的全面发展、人适应未来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强调面向全体，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和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强调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新时代要提高教育治理能力，还要在坚持融通中外、继承自身优秀传统同时，注重吸收世界先进办学经验。此外，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要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结合，各级政府行政部门要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基层学校和一线教师的积极性，汇成教育改革的新浪潮。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面对人民群众对现行教育的不满意，除了改变现行的评价制度，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多样性、选择性、丰富性的教育，其中关键在于办学体制改革。对于基础教育来说，通过深化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来增加教育的丰富性和选择性。在广泛借鉴国内外成熟经验的基础上，从微观课堂走向体制机制层面，开放民间办学，降低办学门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打破体制障碍，为教育创新寻找新的可能。

王烽（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综合研究部主任）：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体现在教育上，就是公办教育学校、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之间、城乡之间、各区域之间不平衡，老百姓不断增长的对高质量、多样化的教育需求，现在还不能很好地满足。为解决这个矛盾，必须统筹全社会的教育资源，激发全社会的教育创新、改革的活力，同时抓住动能转换的契机。首先要打破财政壁垒，建立面向公共服务的财政；打通人事制度的壁垒，开放配置教师资源；还要开放治理边界，建立多元参与、共建共享的治理体制。其次，要培育和规范教育市场，激励教育服务产业的发展。

孙绵涛（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育体制是教育机构和教育规范这两个要素的结合体，教育机构包括教育实施机构和教育管理机构。教育实施机构主要是指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管理机构主要包括各级各类教育行政机构和各级各类学校内部的管理机构。教育规范是指建立并维持教育机构正常运转的制度。学校教育机构与一定的规范相结合就形成了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体制；教育管理机构与一定的规范相结合就形成了各级各类教育管理体制，其中教育行政机构与一定的规范相结合就形成了各级各类教育行政体制；学校内的管理机构与一定的规范相结合，就形成了各级各类学校管理体制。教育机制是教育现象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主要包括教育的层次机制（宏观、中观、微观）、形式机制（行政、指导、监督）、功能机制（激励、制约、保障）。教育体制改革的内涵是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外延是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体制改革，各级各类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教育机制改革的内涵是教育现象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的改革，外延是教育层次机制改革，教育的形式机制改革，教育的功能机制改革，以及各机制中9大小机制的改革。同时，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教育体制与教育机制产生发展的过程密切相关，教育体制与教育机制在结构上相融，教育体制与教育机制在性质和功能上互补，教育机制创新在范围上包含教育体制改革。

陈玉琨（华东师范大学考试与评价研究院院长）：十九大报告提出“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而这一前提是明确受教育者群体的不同，对于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要有针对性的办法，因此提出了“教育诊断”这一概念。教育诊断是了解教育对象的不同需要，并满足他们的需要，最大能力地提升受教育者的获得感，最大程度地发挥人的潜在能力。教育诊断分成三个方面，事前诊断、事中诊断、事后诊断。事前诊断，也可称为教育活动和教育改革的基线调查，即基础和底线的调查。基线调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对不同群体特殊需求的诊断。事中诊断，即在实施中，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分析：步进分析，即步骤和进度的分析，包括对时间节点的判断；预期变化分析；实际成就与计划目标的差异分析。教育诊断活动要讲究科学性、可行性和实效性，须牢牢把握一个原则，即强调针对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基于数据的分析和基于价值判断的解读，在教育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应做到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实现“公平又有质量的教育”。

朱益明（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十九大报告指出，“推进教育公平”，“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这是新时代中国教育发展的使命，是教育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也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特征。在当前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教育公平已经超越了早先入学机会的平等，教育质量与学习质量已经成为教育公平的内涵与要求。“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正是体现了我国教育发展的新要求。所以，立德树人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根本，也是中国教育公平的起点与基础。教育公平必须体现国家发展的需要，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教育公平不只是教育机会的供给，而是基于“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主观感受和“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结果实现。

石中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特聘教授）：新时代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首先要加强对教育方针的解读和宣传。其次，要抓关键人群和关键内容。关键人群，就是要注意向教育决策者、管理者和一线教师们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和大中小学校的校长们。关键内容，是指党的教育方针的基本主张，包括对教育的性质、地位、作用、目的等的认识。当前，宣传和解读党的教育方针，一定要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括教育思想的学习宣传结合起来。第三，要建立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长效机制，保证党的教育方针在指导整个国家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方面的权威性和指导性，将党的教育方针的学习理解和贯彻落实情况纳入政府和学校工作督导范围内，并加强督政和督学。

奚洁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原常务副院长、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会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进入新时代，要注重对大学生进行领导力教育，首先要唤醒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培养爱国报国的高远志向，引导他们自觉地成人。其次，要培养大学生高尚自觉的人格。再次，要注重价值观引导和教育。大学生领导力教育，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和切入点的学生思想教育工程；是学校立德树人和学生学以成人相结合的育人途径新探索。旨在强化师生教学互动，知行合一理念，是将学生知识学习和人格养成有机结合的有益尝试。

李政涛（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目前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一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瓶颈性的问题，那就是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教育力量相互割裂，无法形成系统合力，无法形成教育合力，因此，需要教育内、外系统形成合力，各尽其责，在育人目标、育人方式上形成共识，协同构建有助于形成镶嵌、链接、互补、共生的教育合力的育人体制机制。“系统育人”要求“系统自觉”和“系统眼光”，要求“系统思维”，要求“系统教育力”，促使走向“社会教育学”，从而引发教育体制机制变革，实现“全体制育人”“全机制育人”。“系统育人”的教育体制机制具有共享、关系、互补、互动、综合、融通6方面的特征。“系统育人”也是世界性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倡导未来人类的学习要建立“整体化”“一体化”的学习方法，让学校教育和正规教育机构更加密切地互动。中国教育实践应该为这一世界问题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贡献”，逐渐成为世界教育的核心甚至中心。

汪明（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党政工作部主任）：健全基础教育体制机制，需要从三个教育阶段来思考：学前教育怎样促进普惠健康发展？义务教育怎样促进均衡优质发展？高中教育怎样促进特色多样发展？这三个阶段都要围绕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这个主题。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需要围绕扩资源、调结构、建机制、提质量。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需要关注均衡和发展、均衡和差异、均衡和优质三对关系。推进普通高中特色多样化，关键是要改革高中育人方式，深化课程改革和教育教学改革，促进高中多样化特色化发展，尤其是充分利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契机，深入推进高中特色多样发展。

郅庭瑾（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处在新时代这样一个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支撑中国教育事业更加自信的底气来自哪里？根据习总书记的指示，教育自信既要追本溯源，又要立足当下，自谦自省，以期展望未来。厚重的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基因”优势是教育自信的内生灵魂，现实的教育成就和进步是教育自信的核心与根基，而中国共产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是教育自信提升的根本保障，即中国的教育自信从根本上源自党对教育的领导这一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自信，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创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制机制，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教育文化。党对教育的绝对领导这种制度优势并非外部强加，而是由国情决定、具有我国特色的优势，这种内生的优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自信更具独特性和持续性。

殷德生（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主任）：教育对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具有显著的支撑作用，但是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统一化的教育政策供给与我国各个城市对教育政策的差异性需求之间存在着明显矛盾。纵观世界主要城市经济转型过程，差异化教育政策供给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资源型城市，在转型过程中，教育政策的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工业创新城市，在转型过程中，特别重视一流大学和“智谋工厂”的结合，注重创新基地的建设。服务创新城市，教育政策调整的重点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与发展，此外还注重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以此引领新产业。科技创新城市，发展战略与内容侧重于凸显科技集成和科技创新，重视大学科技园的作用，强化大学孵化、催化产业的功能。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和转型过程中，差别化的教育政策供给不足。面向城市转型发展的浪潮，更需要差异化教育政策的有力支撑，不同类型的城市在其转型发展过程中对教育政策的需求是不同的，应根据不同城市转型发展特征和任务制定差异化的教育政策。

张珏（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面对国家发展战略，我国的人力资源水平和开发能力面临一定的危机和困难。因此，应该基于国情和教情，超前布局国家人力资源开发。具体而言，要通过增量和存量调整，通过双轮驱动来提升整体人力资源的能级，应采取5方面举措：第一，通过学制、路径创新，扩大接受高等教育人口增量；第二，实施教育培训服务国家行动计划，优化升级人力资源存量；第三，通过“扩大增量+升级存量”，将人均受教育年限提到高收入国家水平；第四，高等教育要围绕内涵发展、完善培养适应性、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体系，加快共建共享，统筹各方资源，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分享高等教育的发展成果；第五，要将实施国家行动计划作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推进。还要强调国家和地方的统筹，加强相关立法，提升教育培训、教育服务的基础能力，加快相关体制机制建设，健全服务培训支持体系。

王蓉（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自2005年以来，我国的教育财政领域有三大关键性的政策进展：第一，实现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4%的目标。第二，中央教育财政责任迅速扩大。第三，政府为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建设与完善教育财政体制机制的基本制度做出了大量努力。各级各类教育财政体制的制度已经基本确立，已建立多层次、全系统、立体化的筹资策略。与此同时，教育“内涵发展”或者“新质量时代”对于教育财政提出了新要求：学校层面，不同教学绩效的学校，即使在同样的拨款机制和同样的拨款标准的情况下，在内部的资源配置上仍存在着差异；系统层面，教育内涵发展的支持性部门、支持性体系的发展与保障基础以及由此带来的可能的资源配置的新规则。

丁晓东（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十九大勾勒了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的美好蓝图，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其中教育独占两席，基础和先导地位凸显。报告把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键抓手，把教育事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优先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主动承担“一市两校”教育综合改革和“一市一省”高考综合改革两项国家试点任务。目前，教育综合改革国家试点确定的214项重大改革任务稳步实施，时间过半、任务过半；高考综合改革经过“三年一个周期”稳慎有序推进，既定制度安排成功落地，探索形成了实践经验。上海教育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更大进展，整体水平继续保持全国领先位置，在一些领域已经具有显著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但与此同时，面对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环境，面对人民群众对优质均衡、丰富多元的教育的新需求，上海教育综合改革还面临一些体制机制上的难题亟待破解。从纵向运行机制看，市区之间、政府和学校之间，以及学校内部存在“温差”，“上热、中温、下冷”。从横向改革配套看，教育综合改革“单兵突进”现象客观存在，配套改革保障机制还没有跟进。从内部教育治理体系看，政府、学校、社会三者之间权责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科学的“管办评”机制尚待健全。从外部对教育的需求看，改革成效与社会需求不够匹配，与群众获得感存在一定落差。下一步，将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破解难题，释放更大改革空间：一是内外相应，坚持正确价值导向，改善教育民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二是上下联动，加强顶层设计，鼓励基层创新，激发政府、学校、社会各方面参与的积极性创造性。三是面点协调，牵住高考、均衡发展、职教、国际化等综改“牛鼻子”，争取“一子落而满盘活”。

沈健（江苏省教育厅原厅长）：江苏近年来坚持以教育现代化为统领，以提高质量和促进公平为重点，通过完善“七个机制”，即加强顶层制度设计，探索建立系统灵活的资源配置机制；加强法制体系建设，健全夯实全面统一的法律保障机制；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建立健全富有效率的管理和办学体制；加强标准体系建设，着力构建科学合理的标准引领机制；突出试点示范，探索创新先行先试的工作推进机制；加大投入力度，努力打造覆盖全面的投入保障机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着力构建充满活力的教师管理激励机制，来不断深化义务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大力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义务教育，取得一定成绩。具体做法：一是健全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着力解决义务教育城乡发展不协调问题。合理布局义务教育学校，守住“有学上”的公平底线。改善办学条件，满足更多人“上好学”的美好愿望。加大支持力度，守好随迁子女入学就读的“两为主”政策线。二是健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长效机制。一方面，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科学设定德育目标，丰富德育内容，创新德育形式，健全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三是健全义务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机制。创新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编制管理，深化“县管校聘”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均衡配置机制，进一步完善绩效工资制度。四是健全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健全“城乡统一、重在农村、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大市县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综合奖补力度，建立对随迁子女较多的流入地政府的补偿机制，建立教育投入定期督查机制。

任友群（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挂职上饶市委常委、副市长）：根据十九大的战略安排，后发地区更须扬鞭奋蹄，在教育这一基础工程上胼手胝足、砥砺奋进。后发地区教育的发展，“一把手”重视是前提，而且，“一把手”对教育的重视要从更多关注造房子和配教师上升到新高度，即整体布局教育资源、提升师资队伍质量、加大师训教研投入。在具体操作上，一是后发地区的教育分管领导应当由当地政府党组成员承担；而对于那些未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国家检验”的教育欠账多的地区，应当由政府中的常务副职分管教育。二是后发地区政府对教育首先需要“放”的就是对各类教育机构的“业务管理”。应当学习发达地区的经验，在市、县两级组建以业务为主的教育学院或教师进修学校，把原有的教育行政部门的业务处室整合纳入，做到管理和业务的双轮驱动。三是后发地区在整体资金紧张的局面下要优先确保并逐步增加常规教育经费，比如要足额及时拨付“生均公用经费”，对于“生均公用经费”不达标的地方主要领导要实行“一票否决”；此外，还要明确生均公用经费中用于师训、教研、信息化的常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