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推送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的发言全文
尹后庆主任在《学校教育必须直面“新质量时代”》一文中指出：“尽管加大学校硬件设施建设和经费投入力度仍然重要，但必须同时把提高教育质量放在重要位置；尽管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仍然重要，但已经不再是教育的全部价值追求；尽管教育资源的标准化配置和质量水平的标准化仍然是我们一些地区教育工作的基本要求，但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和多样化教育的新诉求。一句话，必须从关注外延为主走向关注内涵发展为主。这个阶段的变化可归纳为：要从依靠分数指标、物质计量、工具价值来判断教育效益的阶段，走向追求学生全面发展、学校内涵建设和教育人本价值的阶段。” 尹主任的上述观点使我意识到，《“新质量时代”的教育财政策略》当前对于教育财政研究者而言是一个重大的命题，亟待关注和系统深入的研究。
今天就本人的初步思考以及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和大家做以下三个方面的分享，一是简略介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的问题体系；二是回顾2005年至今教育财政的制度建设的成就；三是谈谈关于新质量时代的教育财政策略的思考。
一、关于“教育财政政策研究的问题体系”
在教育财政问题体系中，我简单地将教育财政体制问题界定为“谁拿钱”的问题，机制问题即“怎么拿钱”，此外教育财政研究还涉及“为什么拿钱”这一目标问题。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所自2005年建立以来，对我国教育“谁拿钱”这一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这又包括两个维度：第一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其次是哪级政府给各个层级和各个类型的教育拿钱的问题。
二、关于“自2005年至今教育财政制度建设的成就”
以历史的尺度分析建国以来教育经费投入的变化趋势，自2005年以来我国教育经费的投入维持了长达十余年的稳定增长。在此期间，出台了一批重大的教育财政政策，可将过去十余年称为教育财政制度建设的高峰期。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所在2005年建立之初主要关注农村义务教育财政问题，近年随着教育财政新问题的出现、教育财政体制机制改革政策研究的新需要，研究领域从义务教育扩展到各级各类教育，包括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学前教育以及流动儿童等全面多维的财政问题。
自2005年以来，我国的教育财政领域有三大关键性的政策进展。第一是实现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4%的目标。第二，中央教育财政责任迅速扩大。第三，政府为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建设与完善教育财政体制机制的基本制度做出了大量努力。就政府与市场责任划分这一体制维度来说，各级各类教育财政体制的制度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已经基本确立。从2005年至今，教育系统相关的筹资策略可用多层次、全系统、立体化进行描述。多层次，是指既包括“4%目标”这种为全系统筹资的努力，也包括为某一类教育子领域、层次——例如，学前教育——的努力，还包括为解决某类教育之中的具体突出问题——例如义务教育阶段的薄弱校改造——的努力。全系统，是指各个层级教育的筹资动员策略全面展开，例如学前教育、研究生教育、特殊教育、中职教育等以前财政投入较少或中央政府较少关注，目前已经全部有专项覆盖。总体而言，财政投入由传统上优先考虑的教育层级（类型、院校）逐步向弱势的层级（类型、院校）扩散。与此同时，传统上优先考虑的教育层级的财政投入机制立体化。例如，高等教育的投入机制目前包括了助学体系、研究生经费投入和基础研究业务费等。
三、关于“新质量时代的教育财政策略”
这是一个新命题和新挑战。关于这一话题的一个基本认识是：教育财政制度建设高峰期可能已暂告一段落，原因既来自于教育内部的相关因素，更来自于教育外部宏观财政体制改革的相关因素。当前政府间教育财政关系的相关制度面临调整与完善。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宣告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大框架的正式出炉。另一个相关的判断是教育供给业态需要再认识。联合中国教育创新20+论坛伙伴，从2015年开始，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对教育类科技企业、课外补习机构进行案例研究，先后调研了好未来、一起作业网、超星、达内等商业性培训机构和教育公司。真实的中国的教育业态，不能忽视非学校型的教育机构与方式。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得到初步的判断，就是当前关于我国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的数据统计可能是误导性的刻画。因为这一统计数据可能严重低估了家庭和其他社会成员对于教育的投入，因此基于这一统计所得到的“教育投入的政府行为与民间行为不协调”的结论有可能是需要商榷的。
最后，教育“内涵发展”或者“新质量时代”到底对于教育财政提出了哪些新要求？提高教育质量、发展素质教育等内涵式发展实践的相关教育财政政策的涵义是什么？这是亟待跨学科研究的问题，应该从学校层面和系统层面对其进行分析。
第一，在学校层面。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从2010年开始进行“中小学教育费用功能分类课题”的相关研究，近几年在教育部财务司的支持下，课题组在中西部县区进行试点，研究者收集学校的财务支出记账凭证级别的数据，对每一张记账凭证进行重新的科目划分，最近根据这样的数据测算了各科的生均课程成本测算，测算了各个课程群的生均成本，测算了学生规模与生均公用经费之间的关系。课题组也研究了不同教学绩效的学校其内部资源配置的差异情况，发现不同教学绩效的学校，即使在同样的拨款机制和同样的拨款标准的情况下，它们在内部的资源配置上存在着差异。这都是关于内涵式发展与教育财政之间关系的探讨。总而言之，课程体系的改革、教育教学流程的再造，要求怎样的物质性包括经费的支持，这些最基本的问题，目前还是不清楚的。
第二，在系统层面，也需要研究“新质量时代”的教育财政政策含义内涵。除了我们已经关注的系统内需要更强关注的教育层级和类型——例如职业教育、学前教育、终生教育——的财政体制机制，还有另外一个维度的问题亟待关注，那就是教育内涵发展的支持性部门、支持性体系的发展与保障基础以及由此带来的可能的资源配置的新规则。比如，上海作为一个教育系统，其PISA成就后面有哪些资源配置的特点？国际机构特别关注到上海的强大的教研系统与其学生成就的关系，那么教研系统发展壮大的背后的经费与其他支持机制是怎样，我们都应该去总结与分析。还有针对各省市的考试院、评价院的教育投入情况开展相关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如果不注重这些机构的能力建设，并为此提供足够的经费支持，我国的高考改革等人才培养制度的重大改革是不会有充足的技术支撑的。我们期待就上述这些问题与学界同仁展开跨学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