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推送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李政涛的发言全文
大家下午好！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关键词是育人。之所以选择这么一个话题，跟我们的主题相关，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教育体制机制。当教育和体制机制并在一起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意味着我们要思考，我们的体制机制要育什么样的人？达到什么样的教育目标？第二，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有助于实现我们的育人目标？比如说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比如说“知情义行”的领导者。接下来要探究，现有教育体制机制，什么地方不适合、不适应培养这样的人，育出这样的人？不适合的应该怎么改？所以要进行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系统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使各级各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更加符合人才成长规律、更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着力培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段话就生发出了“系统育人”的概念，我认为它可能会成为指引未来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核心目标。
因此我今天向大家汇报，围绕着这么几个方面：一，为什么要“系统育人”？二，“系统育人”这个概念带来了什么？带来了只有这个提法才能带来的东西。三，“什么样的教育体制机制”，有助于实现“系统育人”？四，“系统育人”的“中国方案”“中国贡献”何以可能？
首先说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系统育人”？根本原因，目前我们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一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瓶颈性的问题，那就是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教育力量相互割裂，无法形成系统合力，无法形成教育的合力。
举个例子，比如说为什么“应试问题”“应试导向”始终没有根本改变？一直成为制约我们中国学生身心发展和中国教育发展的最大瓶颈，原因在哪里？在教育系统内部，这么多年来，我们有一系列改革的措施、改革的方案、改革的政策出台，都想打破应试思维的“痼疾”。我们有课程改革、招生考试、加强德育和其他思想教育、拓展学校各类活动形态等等，这么多改革，出台了这么多政策，但实际在操作过程中相互之间存在着割裂、矛盾和冲突，导致不同领域、不同方向的教育改革成效相互弥散、彼此消解，无法统整为实现育人目标的“系统力量”。教育系统外部，强大的文化传统惯性、社会舆论风气和道德氛围等不利于驱除“应试崇拜”的社会生态环境。为什么中国职业教育很难有大的发展？因为中国的家长、孩子认为进职业学校是脸上很无光的事情，只有进一般的正规大学才是光宗耀祖的事情，这是文化传统，还有社会舆论风气。有一次我在浙江一个地方，当地教育局出台了许多禁止老师补课的政策，谁补课谁就要下岗。但是家长不同意，如果孩子不补课，成绩怎么保障呢？所以很多当地家长自发高薪聘请老师补课，组成一个让老师补课的护卫队，一旦出现可疑车辆和可疑人物，马上通报补课教师。
强大的社会舆论、道德氛围，还有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观，共同形成不利于驱除应试崇拜的社会生态环境，与教育系统内部的改革形成或明或暗的冲突，在持久的拉锯、博弈中消耗着教育改革者的耐力。
怎么解决瓶颈性问题？需要教育内、外系统分别清晰自己在强化应试上起着什么实际作用，必须承担何种改变的责任，并在自身作用力和影响力上，既各尽其责，也在育人目标、育人方式上形成共识，协同构建有助于形成相嵌、链接、互补、共生的教育合力的育人体制机制。这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目标。
“系统育人”带来了什么？第一，“系统育人”内涵了“系统自觉”和“系统眼光”。教育决策者、研究者和实践者三大主体都能够承担教育责任，以“系统的眼光”自觉将“德育、智育、体美系统化”，“大中小幼等不同学段教育系统化”，“普通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系统化”，“教育理论与实践系统化”，“课内与课外系统化”，包括现在非常流行的“线上线下系统化”。以全主体、全时空的方式，实现《意见》中提到的五个结合，即“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育德与育心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所谓“系统眼光”，同时也是一种衡量标准和评价尺度，它意味着：在育人的意义上，是否成为“育人系统”，构建了什么样的“育人系统”，以及“育人系统化”的程度怎么样、绩效怎么样？成为考评和测量教育决策质量、教育研究品质和教育实践成效的标准和尺度。
第二，“系统育人”特别要求我们要有“系统思维”，它打破我们习惯的“点状思维”“割裂思维”“非此即彼”的思维。比如我们很容易把终身教育和学前教育、普通教育割裂开来，不能把这些方面和终身教育融通起来，而是彼此割裂。“系统思维”不只是“正向思维”“单向思维”，还是“反向思维”“双向思维”或者“多向思维”。
例如，我们怎么看教育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关系？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世界在变，教育也必须做出改变，以适应世界的变化，满足社会变革的需要。毫无疑问，这是对的，但是教育始终是被动应对的一方，教育如何为社会变革服务，适应社会的要求，这是我们经常思考的方式，教育要对社会变革承担什么责任以及如何承担责任？这是典型的正向思考和单向思考，我们还需要反向思考，教育变革过程中，社会需要为教育变革承担什么责任，如何承担责任？社会变革如何为教育变革创造社会条件？
第三，“系统育人”也要求“系统教育力”，这个概念是叶澜教授提出的，分为“个体社会教育力”和“系统社会教育力”两大层面。“个体社会教育力”，在以个体的人为分析单位的层面上，贯穿于每个人一生生命实践之时时、处处、事事所构成的社会教育力。“系统社会教育力”，以不同系统作分析单位，以及作为社会全系统所具有的社会教育力，它是社会系统层面的存在，包括社会各系统中存在的教育影响力与教育系统内的教育作用力，即不同系统中存在的不同教育力，统一概括为“系统教育力”。这是叶澜教授提出的概念，“系统教育力”。
这个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什么？“系统教育力”的提出，将“系统育人”从“意识”“态度”的层面，提升到了“能力”的层面，为我们对社会系统中实存的各领域教育机构，及其所尽育人责任的程度和结果，提供了能够考量的依据和指南。同时，也为提升当代社会教育治理能力，提供了一种新的重要指标。
第四，“系统育人”也促使我们走向“社会教育学”。未来的教育改革一定会从学校教育走向社会教育；从以“学校”“区域”为单位的改革，走向以“社会”为单位的改革；一定会从“学校教育学”走向“社会教育学”。这是未来大的方向。
第五，“系统育人”会引发教育体制机制的变革。既然提出了“系统育人”和“系统教育力”，那么势必将对现有的教育体制和机制提出新要求、新挑战，它需要全社会共同创造新体制、新机制的条件与基础，形成基于系统育人，有助于发挥“系统教育力”的体制机制格局，充分发挥体制机制的育人价值，实现：“全体制育人”“全机制育人”。这也是我们的目标。
“什么样的教育体制机制”，有助于“系统育人”？它有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共享”。不同层面、类型和运行方式的教育体制体制，共同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尺度”，共同以“立德树人”为育人目标，这是基于系统育人的教育体制机制变革的前提性基础。
二是“关系”。它不只是与教育中的某一层次、某一主体、某一学段、某一领域的关系有关，而是建构层次间、主体间、领域间、问题间的有机联系，比如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问题之间的关系。所以需要进行一个一体化意义上的体制机制创新与设计。
三是“互补”，让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问题的教育体制机制取长补短，各自发挥独特、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说宏观教育体制机制如何为学校微观体制机制的运行、改革创造宏观条件？系统社会教育力如何为个体系统教育力提供应有的基础？
四是“互动”。打破原有教育体制机制之间呈现的单向片面、而非双向或多向互动生成的动态平衡关系，促进不同领域、类型和层次的教育体制机制，彼此之间产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一个“多向互动、整体联动、纵向滚动、横向脉动”的互动格局。
五是“综合”。能够综合各种教育利益主体的需求或诉求，综合不同类型、层次的教育体制机制的特殊要求，化为相对整合统一的价值追求和实践轨道，产生只有“综合”才能具备的体制原力和机制活力。
六是“融通”，包括方方面面的融通。这是我眼中的适合育人的体制机制标准，我们改革时就要思考，现有教育体制机制是否融通、互补、互动、有关联？什么地方没有互动互补，不够融通？改革的起点就由此出发。
具备以上特征的教育体制机制，才是有利于“系统育人”的体制制度生态格局；才有可能成为《意见》中倡导的“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才有可能凝聚全社会的“系统教育力”，在整体化、全过程化中，让体制原力、机制活力与教育伟力实现系统共生，交融共生和共生共长，以系统育人的方式，整体推进中国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只有如此，全体制、全机制、全时空、全社会“系统育人”的新时代，最终才可能到来。
最后一个问题，“系统育人”也是世界性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反思教育》研究报告，特别倡导未来人类的学习要建立“整体化”“一体化”的学习方法，让学校教育和正规教育机构更加密切地互动。
整体化、一体化的学习方法提出后，实际上就提出了未来人类新的发展方向，将走向整体化、一体化的全球学习，人类将走向“全球系统育人”。何以如此？首先，学习场所的“全球性”，通过新技术、人工智能、学习场所，开始实现新的学习场所或学习空间，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开始学习。还有学习内容的“全球性”，学习方式的“全球性”，学习评价的“全球性”等等。
对于这么一个世界问题，我们的“中国贡献”“中国方案”“中国中心”何以可能？十九大报告特别提到了“世界舞台”，有没有可能通过“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贡献”，成为世界教育的核心甚至中心？
我引用经济学家林毅夫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二战前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二战后，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基本变成了美国人呢？为什么诺贝尔奖现在更多出现在美国？大师级学者、重大领域的理论贡献，产生的土壤在哪里？他提出，在于学者解释现象、解决问题的重要性：“现象重要，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贡献就大。什么叫重要现象呢？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现象。”
“从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的中心在英国，因此英国的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现象，解释那些现象的经济学家就是经济学大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所以一段时间之后，美国是世界的经济中心，解释美国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当中做出贡献的就是世界经济学大师。”
在中国逐渐变成世界经济中心的背景下，中国教育现象一定是世界上重要的教育现象：解决中国教育现象的政策，一定是做出最大贡献的教育政策；改变中国教育现象的实践，一定是做出最大贡献的教育实践。例如，我认为现在讨论中国语境下的教育公平与质量的关系问题，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国现象；解释中国教育现象的中国理论，一定是做出最大贡献的理论，提出这种理论的教育学家，就可能变成教育学的大师。
对这样的前景，我充满信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