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推送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主任殷德生的发言全文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同学：

上午好！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教育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质量评估与提升战略》。在经济学领域，教育变量一直是研究中关注的重要变量。十九大报告当中有几个关键词体现了教育与经济的重要关系。第一，报告中提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第三，推动经济发展的三大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创新驱动再次被写入党的报告。这对教育事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先做出几个基本判断：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人均收入也跨越了中上等收入的阶段，与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在世界上的地位相匹配，我国教育发展的总体水平也同样处于世界中上行列。因此，可以基本判断，教育对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具有显著的支撑作用。但是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居民的教育消费支出占比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目前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4.5%，但其中教育消费支出占比较低。第二，民间教育投资的增长空间未得到应有的释放。第三，教育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这反映出我国教育在全球竞争中缺乏质量优势。第四，教育政策难以满足地区发展的差异化需要。

针对差异化教育政策供求矛盾这个重要问题，我们研究了全球主要城市在转型过程中教育政策的差异化调整。把世界主要城市分成四大类型。第一类是资源型城市，第二类是工业创新城市，第三类是服务创新城市，第四类是科技创新城市。我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统一化的教育政策供给与我国各个城市对教育政策的差异性需求之间存在着明显矛盾。纵观世界主要城市经济转型过程，差异化教育政策供给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于第一类的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又表现为三种具体形态：由单一产业结构向多元产业结构转型，以德国鲁尔区为代表；由传统制造业为主转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以英国伯明翰为代表；由传统的单一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移，这以美国匹兹堡为典型。在转型过程中，教育政策的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加强科学界与经济界的合作，改革传统教育，创立新兴学科，把高等教育与地区经济发展相结合；二是，强化产学研合作，推进新产品、新工业开发，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多样化；三是，实施“建设知识型城市”“优化第二产业、加强第三产业”的战略。

对于第二类的工业创新城市，他们依托大学园区与科技园区的研发资源进行研发与创新，使产业向“高精尖”方向升级，实现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此类城市以洛杉矶、柏林和波士顿为代表。它们在转型与发展过程中，特别重视一流大学和“智谋工厂”的结合，注重创新基地的建设。高校拥有很大的自由度，专业设置灵活，学生的入学、就业与当地的产业结合密切。政府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支持，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

对于第三类的服务创新城市，他们在转型过程中第二产业占比不断下降，服务业占比日益上升，城市功能也从工业中心向服务业中心转变。例如，伦敦的文化创意产业和赫尔辛基、特拉维夫的知识服务产业。知识服务产业的发展载体主要是科技园，并构建了技术创新、转移和服务三位一体的体系。许多跨国公司的总部和研发中心也设在此附近。教育政策调整的重点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与发展。此外还注重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以此引领新产业。

对于第四类的科技创新城市，他们主要依靠科技、知识创新要素驱动发展，对其他区域具有高端辐射与引领作用。这类城市如美国硅谷、印度班加罗尔、日本筑波等，其发展战略与内容侧重于凸显科技集成和科技创新，重视大学科技园的作用，强化大学孵化、催化产业的功能。因此，在城市的转型发展过程中，教育政策的差异性需求是转型发展的内在需求。但这在目前中国的城市转型过程中是一个新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经济已保持40年的快速增长，这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同样的，中国经济转型的速度和效率也是奇迹。但在快速增长和转型过程中，差别化的教育政策供给不足。面向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浪潮，其更加需要差异化教育政策的有力支撑。我们需要深入系统地思考教育为国家和社会的转型发展做出了哪些支撑和贡献？依据城市不同的转型任务实行差别化的教育政策，这是我们倡导的主要观点。例如，太原作为资源型城市，高等教育的发展与上海的高等教育应该有所差别。但从目前来看，其专业设置和就业政策和上海的几乎一致。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下滑，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地高校的专业设置未能满足地方发展的特殊需求，导致东北地区人力资本的流失。换言之，教育对当地经济转型发展的支撑功能未能体现出来。因此，针对我国各城市的不同类型，有的是资源型城市，有的是工业创新城市，有的是服务型城市，有的是科技创新型城市，他们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对教育政策的需求是不同的，应根据不同的转型发展特征和任务制定差异化的教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