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仰存 任友群：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教育扶智：消除三层鸿沟，阻断贫困传递——《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解读之三

作者简介

冯仰存，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教育信息化，数据驱动教育决策

邮箱：fengyangcun@hotmail.com

任友群，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经济宏观政策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信息化，学习科学与技术设计，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教育研究

邮箱：yqren@admin.ecnu.edu.cn

[摘 要] 进入数字时代，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然而，“数字鸿沟”的客观存在和演化，严重阻碍了数字红利为全民所共享，而且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经济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使贫者越贫。2018年4月18日，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它与以往的规划较为不同，其“网络扶智”、“智慧教育”和“信息素养”三方面的行动更具突破性，体现出教育信息化2.0“更加注重教育公平”、“更加注重创新引领”、“更加注重育人为本”的特点。不仅如此，三项新行动与消除“数字鸿沟”、“新数字鸿沟”和“思维鸿沟”存在共同逻辑，共同构成了同步消除三层鸿沟的施策路径，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教育信息化2.0；教育扶智；人工智能；智能教育；数字鸿沟；新数字鸿沟；智能鸿沟

信息技术重构了时空结构，改变了信息和知识的传播、存储与交互方式，引发了新一轮社会革命，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7年）》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已达到32.9%，规模位居全球第二[1]。虽然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是“数字鸿沟”的客观存在和演化，严重阻碍了全民共享数字红利，而且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经济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因此，为早日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亟需解决“数字鸿沟”所产生的新问题。

教育是“扶智”的根本手段，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途径。信息化背景下，依托教育信息化手段进行精准扶智、扶贫是一种有效途径[2]。2018年4月18日，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3]（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形成了“三全两高一大”的发展目标和“八大行动计划”的举措支撑，其中“网络扶智攻坚工程行动”、“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行动”、“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4]”在提法上与以往教育信息化规划有很大不同，表现出全面消除教育“数字鸿沟”的共同逻辑，尤其是在应对潜在“智能鸿沟”、发展智慧和智能教育的布局上，独具前瞻性，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具有较好的路径启示作用。

二、“扶智”、“智慧”与“素养”：《行动计划》新行动

2016年，教育部颁布《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5]（以下简称《规划》），为我国“十三五”期间的教育信息化在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推进教育现代化和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提供了详实蓝图[6]。《规划》提出的八项“主要任务”，与《行动计划》八大“行动计划”的新布局有联系亦有区别，对比二者的异同(如表1所示)，有利于更好地洞悉变化和进行工作创新。

表1《行动计划》与《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对比

注：*表示与以往教育信息化有着显著不同的行动计划

总体来说，与《规划》相比，《行动计划》突出了时代背景、突出了育人为本、突出了信息素养、突出了应用驱动的特点[7]。《行动计划》行动的1、2、4、5、6对应以“三通两平台”建设为中心的迭代升级，是对《规划》任务的1、2、3、4、5、7的继承性发展和应用深化。而另外三项行动更具变化和创新，其中，行动3作为教育服务国计民生的新路径，是对任务8重点的落实；行动8作为信息素养的新要求，是对任务6的拓展；行动7作为教育信息化的新行动，是《规划》及此前教育信息化指导文件鲜有涉及的新内容。这三处“立新”，体现出2.0时代教育信息化的三个“更加注重”。

（一）兼顾后发地区，实现教育信息化全覆盖和大联结，更加注重教育公平

《行动计划》提出了“教学应用”、“学习应用”、和“数字校园”三个全覆盖，和“互联网+教育”大平台建设的基本目标，其实质是教育要素在本领域的全覆盖和广泛纳入社会资源，是从教育内部“小联接”走向教育与其他各领域的“大联接”[8]，即实现人与人、人与资源、资源与资源、资源与机构等更加广泛和深层的联结，充分发挥网络连通、资源流通与教学融通的信息化变革教育作用。

中国幅员辽阔，区域之间信息化发展差异巨大，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虽然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成效显著，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从25%上升到90%、多媒体教室比例从不到40%增加到83%[9]。但是也应看到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从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格局来看，东部地区“三全”建设起步较早，基本上已经建成。最后待完成的部分往往是经济落后、地形复杂等推进困难的地区，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以“三区三州”①为重点的深度贫困地区，是实现“三全”的关键。

《行动计划》提出的“网络扶智攻坚行动”，致力于解决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建设问题，一方面体现了对教育信息化全局覆盖的攻坚和对后发地区的兼顾，让信息化教育的红利为全民共享，是一种对教育起点和过程公平的关注。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国家脱贫攻坚大局的支撑。推进精准扶智离不开网络等信息化基础设施在全国的全面实现，“三全”是实现教育资源高效、精准配置的基础。

随着国家脱贫攻坚的战略部署的展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手段为精准扶贫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而教育信息化在教育扶贫中有着对象识别、项目实施、追踪评估、监察管理、教师队伍建设和扶帮效果六方面的“精准”优势, 成为全面推进教育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但目前贫困县域的教育信息化发展缓慢,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10]。信息化发挥效用，“连接”是第一要义，是一切可能性的基础[11]。“三全”是区域、学校、教师、学生等教育要素的全连接，也是社会万物互联的重要组成,它不仅能够促进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进而助力教育扶贫；也能够提升社会生产资料（资金、设备等）的高效配置，助力生活扶贫。因此，推进网络扶智，更有助于促进教育结果公平。

（二）积极布局智慧教育，打造新时代教育新生态，更加注重创新引领

新时代缔造新技术、新技术推动新教育、新教育成就新时代，这个逻辑既是贯穿《行动计划》的一条主线，也是《行动计划》的精神内涵[12]。无疑，新技术在其中扮演着核心驱动力的角色，尤其是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带来教育景象的重塑。相较于《规划》，《行动计划》的“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行动”是全新的内容，致力于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新兴技术，推动新时代教育模式变革和生态重构，是对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前瞻性布局。

面向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教育新生态，将更以“智能”为目标，以创新为引领。因为，在教育信息化1.0时代，主要通过“基础建设+设备配套+应用探索”的模式，形成了信息化的教学资源、教学环境、教学模式等，但信息化更多扮演的是教育教学外部变量的角色。所以，相对于教育信息化2.0来说，1.0时代是打基础的阶段。

在2017年11月28日的未来教育大会上，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指出，我国将把教育信息化作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和教育制度变革的内生要素，推动实施教育信息化2.0行动。可见，发挥信息化的内生要素作用不仅需要在1.0阶段所打下的各项基础，更需要对1.0阶段的各要素进行重组与融合创新。在思想观念上，通过破除工业时代的教育理念、思维、模式，以智能时代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构建面向智能时代的教育方法论；在设施设备上，布局5G等下一代网络技术及其相适应的智能终端、智能交互资源的创新应用，形成支持个性化、智慧化的学习大环境，将优质教育资源经济地、有针对性地投向学习者。

（三）全面提升信息素养，培养未来数字化胜任力，更加注重育人为本

在今天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具备良好数字素养的公民群体，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未来所需人才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也要具有良好的信息技能，并能将两者进行深度融合。为此，《行动计划》实施行动提出了“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对学生信息素养方面，做出了“制定学生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与“加强学生信息素养培育”的部署；对教师信息素养，提出了“大力提升教师信息素养”的要求。相比较《规划》中对信息素养的寥寥表述，《行动计划》是由点到面进行突破，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专项行动计划。而且，其中有两方面都涉及学生信息素养，这在过往规划中从未有过。

“教育信息化2.0时代”，是相对改革开放迄今40年来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路径而言的，前40年的中国的教育信息化，注重“物”的建设和应用的基本探索[13]。《行动计划》表现出了对“人”的关注，对学生、教师等信息化的应用主体的信息素养作出了详细要求。尤其对于学生信息素养的培育，《行动计划》首次提出“制定学生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的要求，以及评价体系所覆盖的学段、区域和数量，并将信息素养纳入综合素质评价。对于教师信息素养的提升，不仅纳入了“人工智能”等信息素养新内容，更是把信息素养提升的覆盖面拓展到了全体教育工作者。可见，2.0阶段将更加注重培养师生胜任数字化生存的能力，以合格“数字公民”的身份，促进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和高水平发展。

三、同步消除三层鸿沟：新行动背后的逻辑与实施路径

在日益信息化环境下，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在产业、经济和社会中生成了新的信息场域[14]。我们若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概念[15]来审视，信息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资本，对信息的拥有和应用情况，甚至决定着人们在“经济场域”、“政治场域”的“资本争夺”是否处于优势地位[16]，决定着人们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对财富的创造能力[17]。由于“数字鸿沟”自带技术依附性，受信息科技发展的影响，其内涵和表现形式不断演化，基本形成了三层“数字鸿沟”。

我们认为，《行动计划》的“立新”行动，一方面，体现了“数字鸿沟”内涵变迁的教育映射；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消除教育“数字鸿沟”的全新思路和举措。

（一）三层鸿沟：从“数字鸿沟”、“新数字鸿沟”到“智能鸿沟”

1.第一层鸿沟：“数字鸿沟”，也可以被称为“设备鸿沟”或者“接入鸿沟”

“信息鸿沟”的产生最为基础的原因，是人们是否拥有信息获取和处理工具。无法获取工具的人，自然也就谈不上发展以工具为基础的相关能力。因此，拥有信息获取和处理工具的个体，与不拥有信息获取和处理工具的个体之间，天然存在着一条鸿沟。实际上，“设备鸿沟”这条初阶“信息鸿沟”，就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的定义最早出自1999年美国电信管理局（NTIA）发布的《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调查报告，指那些拥有信息时代工具的人和未曾拥有者之间存在鸿沟。从概念产生时间上来看，“数字鸿沟”现象出现的初期，正值个人电脑和互联网逐步融入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之际，对计算机的拥有和互联网的接入与否成为“数字鸿沟”是否存在的主要表现，它基本是一种物理层面“有没有”的机会不平等。

2.第二层鸿沟：“新数字鸿沟”，也可以被称为“技能鸿沟”

当设备有无的问题解决之后，第二个问题接踵而来，就是个体是否具备对设备的操作技能。善于操作设备的个体与不善于操作设备的个体之间，也存在着一条鸿沟。这一条“技能鸿沟”实际上就是近年来为学界所关注的“新数字鸿沟”。“新数字鸿沟”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克劳福德（Susan P. Crawford）教授撰写的《新数字鸿沟》一文[18][19]，其内涵是指不同学生之间是否利用数字设备来变革其学习并完成活动的差异。对此，学界普遍认为其已经超越了是否拥有计算机和是否连接互联网的物理意义上的“数字鸿沟”的范畴。

《美国联邦教育技术计划（2016）》也提到了“新数字鸿沟”，但将其称之为“数字应用区隔（digital use divide）”，指出“传统数字鸿沟是指在学校或家中，能够接入互联网和拥有数字设备学生与无法接入互联网和拥有数字设备的学生之间的差距。而数字应用区隔是指在同一项活动中，把利用数字设备进行学习的和不用数字设备的学生分隔开”。

3.第三层鸿沟：“智能鸿沟”，也可以被称为“思维鸿沟”

技术的产生和大量应用，将对其所在场域产生影响和变革[20]，所影响的范围取决于技术的性质、特点，一些技术甚至可能会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21][22]。人们能不能深刻理解、充分把握技术对周遭的影响，培养相应的能力，从而发展个体自身与社会是“第三层鸿沟”，这实际上是一种思维的差异、观念的差异。因此，可以将这层鸿沟称为“思维鸿沟”。就我们所处的这个智能时代而言，这条鸿沟就表现在：能不能理解和充分把握以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的信息科技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培养个体的相应关键能力，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发展。为此，我们也可以把智能时代的这条“思维鸿沟”称为“智能鸿沟”。

（二）全面消除“数字鸿沟”：新行动的共同逻辑

1. 消除 “设备鸿沟”：“网络扶智”行动的逻辑

“数字鸿沟”的特点，概括下来主要是“物”的“有无”上的差别。在基础设施和终端上表现为：以光纤网络为代表的互联网是否接入的差异和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数字终端的是否拥有的差异；在数字内容上表现为：Web1.0时代以文本、图片为代表的媒体类型能否获取的差异，对于单向无反馈交互的可及性差异；在数字能力与素养上表现为：计算机及其软件操作和网络检索机会有无的差异。

上述“数字鸿沟”特点，与教育信息化1.0有着内在一致性。1.0时代的“数字鸿沟”，呈现出特有的教育领域的特点，如“农远工程”、“三通工程”对教育网络的架设和资源的远程配置。经过近40年的教育信息化建设，我国绝大部分区域已经基本迈过了教育信息化的1.0阶段，以“三区三州”为重点的后发地区成为教育信息化1.0的收尾目标，也是弥合教育“数字鸿沟”的最后攻坚。

《行动计划》提出的“网络扶智工程攻坚行动”，一方面，致力于解决深度贫困地区的信息化建设问题，促进“三全”目标的早日实现，通过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全覆盖，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缩小甚至消除传统“数字鸿沟”在我国教育信息化领域的影响。另一方面，致力于通过建立网络扶贫机制，增强对落后贫困地区的信息和服务供给，助力精准扶贫，消解“数字鸿沟”引发的发展不平等[23]，打破或阻断贫困的“自循环”。

2. 消除“应用鸿沟”：“信息素养”行动的逻辑

截止2017年6月，我国互联网接入端口数量达7.39亿个，固定带宽用户超过3.22亿户，移动通信用户总规模超13.6亿户，其中4G用户达到8.9亿户[24]。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了100%的乡镇和93.5%的行政村通宽带。应用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内容分发网络（CDN）节点数超过2400个，互联网关键资源也有了大幅增长[25]。诸多数据表明，我国传统“数字鸿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弥合，“新数字鸿沟”问题成为不得不直面的新问题。

“新数字鸿沟”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传统“数字鸿沟”的“有无”差异继续存在，但“有与优”之间的差异（如带宽的速度快慢等）转变为引发鸿沟主要差异；另一方面是“人”的应用差异成为鸿沟拉大的关键因素。在基础设施和终端上表现为：带宽的提速增效、无线网络全覆盖和移动互联网是否连入和应用差异。对移动智能终端的拥有和应用差异；在数字内容上表现为：对音、视频等多媒体资源的获取和应用差异，Web2.0时代的双向交互的应用差异；在数字素养和能力上表现为：从基本操作技能差异向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尤其是高层次乃至创新性应用能力的差异转变。

《行动计划》的“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就是应对“新数字鸿沟”的关键[26]。无论对于数字原住民，还是对于数字移民来说，都需要培养其信息素养或数字素养，提高其在数字时代综合运用数字媒体和数字资源的能力，使其成为合格的“数字公民”。对于教育扶贫来说，也是打破贫困、实现个人“螺旋上升”式发展的必备素养。我们可以说，在数字化时代，个人具备信息素养和信息技术能力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3. 消除不可见但确实存在的“思维鸿沟”：“智慧教育”行动的逻辑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技术，正推动人类社会逐步进入智能时代。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解决特定领域的问题（如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人类，已经开始在交通、司法、医疗、教育等方面崭露头角，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开辟了新的路径。作为前沿科技，人工智能在前期发展阶段受人才、数据和计算平台制约，所导致的“智能鸿沟”主要表现在国家之间、区域间。随着人工智能从研发走向落地，群体间的差距将转变为主要差异，即能否具备适应智能时代所需的思维（如计算思维上的差异）、能力素养（如数字化胜任力上的差异），将是引发“智能鸿沟”的决定性因素。

面对看不见摸不着但又确确实实存在的“智能鸿沟”，《行动计划》中的“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行动”提供了应对思路，即通过智慧教育优先布局，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教学应用，积极开展智慧教育创新研究和示范。我们认为，提前布局“智慧教育”行动，其一是因应了智能时代对个人发展提出的要求，使其在与人工智能的交互中，培养师生智能环境下的信息素养、数字化胜任力和计算思维等；其二是以应用促发展、促创新思维，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实践和反馈，拓展其落地的模式和思维，反促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和基于其他场景的创新发展。通过人才、技术两方面的发力，以应对逐渐靠近的“第三道数字鸿沟”。

（三）同步消除三层鸿沟：新行动背后的路径选择 

《行动计划》虽然并未明确提出消除三层鸿沟的实施路径，但我们分析发现其已经暗含了新的、弥合多层“数字鸿沟”的路径启示。基于此，我们构建了教育信息化2.0时代扶智的新路径、新模式，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消除“数字鸿沟”：新行动的共同逻辑与路径选择

“能力”和“脱贫”可以说是“教育信息化2.0”及《行动计划》的两个关键词。目前，就全球财富创造及分配而言，世界正处在一个关键转折点上。由于信息科技带来的新型自动化的发展，常规的与非常规的手工任务、常规的认知性任务正在减少，这一变化将带来职业或工作的结构性调整，有些被取代、有些被创造。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个发展新节点，对贫困人口的“教育扶智”还停留在教授他们如何去从事常规手工任务、非常规的手工任务、常规认知性任务的话，在更为深入的信息时代，他们和他们的下一代将陷入更为深重的“贫困循环圈”。所以，只有从一开始就聚焦他们的“能力”，让他们获得与其他群体相同的能力培养、素养提升的机会和资源，才能使得他们真正走出贫困。为此，推进2.0时代的教育扶智必须多管齐下：

1.坚持鸿沟同步消除，建立区域间同步和三层次间同步机制

教育信息化1.0阶段，区域间对于弥合“数字鸿沟”往往有区域上的先后之别，一般都是东部地区先行先试，率先垂范。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则经常执行的是学习先进、紧跟推进的策略。其次，是同一区域在推进解决不同“数字鸿沟”问题时，往往也是沿袭先后的策略，先硬件配套，再应用提升。进入教育信息化2.0阶段，人工智能对劳动力配置改变速度加快，如果不同步消除，还是配套那些即将淘汰的设施设备、培养很快就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工种，所获得的扶贫成效甚微。因此，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同步布局、消除三层鸿沟的新机制。

2.坚持转变观念，树立终身学习理念，聚焦并提升数字化胜任力

随着技术变革越来越快，未来社会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教育政策制定者和教育从业人员要首先转变自身观念，进而带动全社会观念的转变。对于一般社会成员来说，为了适应智能时代的生存，一方面，要转变稳而不变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理念，树立并践行终身学习理念；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强自身数字化胜任力，这种胜任力包括：培养计算思维、信息素养，掌握复杂问题处理和应对复杂情境的能力，据此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生活环境带来的冲击。

3.加大资金投入，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建设共享

在教育信息化2.0阶段，在同等情况之下，尤其需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针对贫困地区教育信息化的基础建设，为贫困地区学生获得与发达地区学生相同的能力培养、素养提升的机会和资源奠定坚实基础。其中，尤其需要加大资金投入，以保证网络带宽的接入和高速畅通，以适应对稳定性、速度等要求比较高的虚拟资源配置。要努力创造条件，尽量做到最新装备同步部署、最新应用同步推进、最新培训同步展开，以充分保证后发地区对三层鸿沟的同步跨越，实现协调发展。

4. 发挥社会协同，充分调动政府、学校、企业等多方力量参与

在“互联网+”时代，连接是第一要义，它是产生价值的基础。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方面，使得社会各方、各界形成了广泛的网络连接，为大规模协同、凝心聚力进行扶贫攻坚提供了基础与可能；另一方面，通过将政府、学校、企业等多方力量纳入其中，可为资源配置和协调供给，提供多种匹配方案，能够为消除三层鸿沟开辟更多可行路径。

四、未来建议与思考

我们认为，同步消除三层“数字鸿沟”，是信息化环境下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设想。面向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教育扶智，需进一步做到精准实施。为此，要探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同步甚至超前部署最新技术的做法。

（一）在管理方面，推动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扶贫数据库及应用系统建设

依托大数据进行精准扶贫的关键是数据质量，数据失准是当前扶贫工作无法精准化的主要阻碍。以往扶贫中建档立卡的实质是为每个扶贫对象进行身份记录和变化监测，但普通数据库技术以及数据收集形式得到的数据，容易变更、丢失、修改。因此，需要引入并推进区块链新技术等建设，因为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扶贫对象与资源的数字化记录，能够从根源上杜绝数据非法变更、篡改的可能，增大了数据造假的成本，极大提升数据的真实性、精准性，为以数据驱动的教育精准扶贫，提供了一种有极具潜力的解决方案。

（二）在资源方面，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驱动的贫困地区师生教育资源智能供给机制

数据是精准扶贫的基础，为识别扶贫对象提供了技术指标。扶贫效果精准是目标，是脱贫的关键所在。数据应用于扶贫是迈向精准的第一步，我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多维综合分析与用户画像建模机制，从而为突破数据精准提供全新方案。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既要对贫困学生进行完整的用户画像，也要对贫困地区的师资和教育管理者提供智能服务，积累足够多维和充分的数据，形成充分的教育资源匹配供给机制。

（三）在教育教学方面，打造接入最新技术的综合平台，从根本上提升贫困学生的视界

当前，我国扶贫工作已经进入攻坚阶段，眼下连片贫困区域一般都是地形复杂、经济欠发达、人们观念也相对落后的地区，这对因地制宜制定适切的精准决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应该鼓励各级各类机构为贫困地区教育教学提供最新的、与发达地区同样或近似技术平台，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消除或缩小设备和使用上的差异，通过教育教学条件的改善，让贫困地区学生领略更多的新知识、开拓视野，提升能力与掌握技能，从而争取早日同步消除三层鸿沟。

总之，教育信息化2.0行动才刚刚开始，在布局阶段，我们更要解放思想，理念先行，把同步消除“数字鸿沟”、“新数字鸿沟”和“智能鸿沟”作为目标。通过《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及其后继行动，用教育信息化的技术优势，为打赢教育扶贫攻坚战托起底部、补齐短板，阻断代际贫困，为全体下一代在信息时代具备数字胜任力，做好做实各项工作。

①“三区三州”是指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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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远程教育杂志》（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