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认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理解把握党的十九大对教育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办人民满意的教育，2017年12月26日，华东师范大学和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联合主办了“聚焦2035中国教育”教育现代化智库论坛。十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和教育行政管理者分享了他们对2035中国教育的认识、理解与展望；本着2035中国教育的共同愿景，分析了当前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键问题、重点任务和目标策略。现摘录论坛部分发言内容，供读者参阅。
一、2035中国教育的战略背景与指导思想
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院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迈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意味着我们将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到2035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中，我们不仅要加强国家的硬实力，而且要加强国家的软实力；不仅要加强国家的外实力，而且要增强人民的内实力。在所有这些方面，教育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家现代化，教育要先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教育要在20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35年教育应该达到什么程度的现代化，非常值得我们研究。之前，教育一直得益于现代化、推动现代化，现在，强调教育自身现代化、教育引领现代化。教育与现代化之间的这些关系都需要认真研究。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承担了一系列研究课题，如教育现代化如何推动、引领国家现代化等，为全国教育理论探索者、实践探索者提供服务，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充分的中国教育发展智慧。
徐辉（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要明确三个问题。一是明确教育的重要战略地位，在保持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4%的基础上，还应该逐步提高，需要进一步加强制度设计和政策优化予以保障。通过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发现，社会现代化的程度越高，对国民素质现代化的要求就越高，对创新人才和卓越人才的渴求必定更加强烈。因此，必须保证教育现代化在国家现代化全局中的战略地位。要进一步加强制度设计和政策优化，力求公共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加强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的政策保障机制；加大教育开放力度，切实有效地确立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机制。此外，还要认真研究教育经费支出结构，完善教育经费绩效评估机制，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整体效益，真正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二是要促进教育公平，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加重视乡村和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面临的困难。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必须更好地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三是要继续深化教育改革，鼓励教育创新，推进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2035中国教育的目标策略与重要任务
瞿振元（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从“教育现代化2030”到“教育现代化2035”，有一系列重要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调整、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教育发展主题转化等，要求我们思考教育现代化问题必须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刻。新时代发展高等教育，从外部看，要强调优先发展战略，提高教育投入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教育优先的发展战略是今后仍必须坚持的，因为这不仅符合新时代的人才培养和供给要求，亦是从历史发展中得出的宝贵经验。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16年达到了42.7%，这是以大基数、高速度、低成本为特征实现的伟大奇迹。但从世界范围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仍有很大空间。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的有70个，处于大众化发展阶段的15%~50%的有65个，我国排在70名以后，仍处在大众化阶段。从教育投入的水平来看，目前政府财政性投入所占比例的世界平均水平在5.4%左右，我们还没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发达国家和地区到了6%左右，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达到了3.1%。我们现在是4.2%，相比较而言，我们的教育投入还不是很够。从内部看，我国高等教育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存在不少短板。一是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快，但是大学精神文化建设没跟上。由于发展历史短，办学经验不足，学校文化积淀浅，育人为本的根基不牢，尊崇真理、崇尚学术的精神不够，学术自由、学术规范、学术文化的建立仍不充足。二是教育数量增长快，教育质量建设没跟上。学生数量的快速增长，使高校难免出现浮躁风气、粗放管理、教学内容偏旧、方法偏死等问题。三是学校发展快，但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没跟上。我国许多新办学校“同质化”倾向严重，学科专业设置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区域经济发展、行业发展的结合不够紧密，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有限。因此，面向2035的中国高等教育，要以补足短板为路径，以大学精神为引领，以提高质量为主题，以调整结构为主线，走好内涵式发展道路。
丁晓东（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坚持实践探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成就，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一是善于吸收先进理念，基于实践探索提炼教育发展新思路。如率先提出“为了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的教育理念；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中位居国际领先水平，成为中国教育走出去的一张“名片”等。二是弘扬精细务实的作风，及时有效地破解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如率先启动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探索新优质学校集群发展、集团化学区化办学，努力办好每一所家门口的学校；构建形成学制纵向贯通、产教横向衔接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多渠道疏通“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的职业教育发展通道；率先启动学习型城市建设，社区教育、老年教育蓬勃发展，为全体市民工作与生活提供更加便利、多样、可选择的教育服务。三是抓好师资队伍关键环节，真正让学生在教育质量上获得实惠。四是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注重以法治化思维推进各级教育规范发展。转变政府职能，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改进管理方式，充分发挥规划、拨款、评价的引导作用。面向2035年，为建立与上海卓越全球城市相匹配的一流教育，在率先基本完成教育现代化的各项任务后，上海仍要坚持实践探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进一步破解制约上海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短板”：创新教育供给模式、提高教育发展水平，提供高质量、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服务；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大力推进跨界、跨领域、多学科的协同创新与高质量人才培养。
高书国（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教育智库联盟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教育发展经历了“穷国办穷教育”“大国办大教育”和“大国办强教育”三个阶段，这70年里，中国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如今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中国教育更要坚持深化改革，立足新形势，在新征程中完成新使命。中国教育改革深水区中有着思想观念、体制机制、课堂教学和资金配备等四个“暗礁”。要逐步摒弃过去的规模增长和能力汲取理念，包括以教育经费增长为主要目的，宏观的、粗放的战略转移到深入课堂的，为学生、教师服务的微观实践；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转变政府角色，为宏观改革提供服务和指导；改变教育资源结构，特别是经费配置方式；让学校走向教育教学改革的舞台中央；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模式和以教育质量为导向的督导服务评估机制；加强对教师的投入，提升教师地位。教育改革要从宏观体制改革下沉到学校、课堂、教师和学生，逐步实现中国教育改革的战略转移。面临新目标、新使命，特别是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教育已不再是简单地给每个人提供一个学位，而是要给每个人提供适合其自身发展需要的、个性化的、高质量的学习体验，从而为每个人的终身发展夯实基础。
三、2035中国教育的潜在优势与薄弱环节
程介明（香港大学原副校长、荣休教授）：中国不能盲目学习国外，看到国外出台教育文件、国外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就认为是优秀的、先进的，实际上中国亦有自身优势和值得世界借鉴、学习的地方。中国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教师教研的专业特征，课程改革的持续动力，国家力量的集中投入和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等方面是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具有潜在优势的，许多国家对此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想要学习的欲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也都想将中国这些成功经验推向世界。但遗憾的是，由于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任职的数量不多，自身推广不够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故事的讲述不够深入、比较表面，使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并未在国际上树立应有的典范。建议应加强对中国教育发展经验和特色的实证研究，加强与国际接轨，发挥中国优势，自信地向世界主动介绍中国教育经验。
李军（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育政策与领导学教授、香港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常务副总监、香港教育研究学会前主席）：国内学者看待中国教育问题时普遍比较忧国忧民，持较为消极的态度，国际社会则与之刚好相反，认为中国教育不仅和中国经济一起创造了诸多世界奇迹，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亦有许多先进经验值得向国际推广。中国在教育政策话语方面的倾注与自身创造的世界教育奇迹很不匹配。以教师教育为例，中国虽从学习他国起步，但在发展过程中植根于中国人文宗旨、中庸之道、多元开放和知行合一的社会传统和文化土壤。这些中国特色和气质平稳地解决了如20世纪90年代讨论的师范大学是否应该摘掉“师范”帽子及师范大学师范专业与非师范专业的矛盾、专业设置与经济利益的冲突等问题，亦完全避免了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因全面改革师范大学为综合大学而客观上造成的不能在数量上保证教师供给和教师教育质量不高的问题。这些发展经验和其背后的思想逻辑使中国模式完全有能力“挑战西方教师教育模式的长期垄断”，建立中国教育政策话语体系。2014年联合国全球教育机会均等监测报告中提出的解决教育现代化挑战，应对学习危机的十大出路中，最根本的一点是要依靠教师建设。而这正是基于中国教师教育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经验提出的。因此，我们要建立文化自觉自信，将这些国际领先的，来自中国的教育发展经验介绍给世界，将国家发展融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
祝智庭（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代表着学科整合概念的STEM教育（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能有效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自主创新、深度学习和适应未来的能力，STEM教育在很多国家受到重视，如美国将其定为国策。从国际社会推广STEM教育的经验看，STEM教育不断调整生源结构、培养方案和评估机制，提高了人才科技能力、公民科学素养和国家竞争力，且有学习生态环境建设、STEM教育能力建设和优惠政策等三个维度的国策分析框架。STEM已初步进入我国国策视野，2015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十三五”期间全面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到，要“探索STEAM教育、创客教育等新教育模式”；2016年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指出，“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探索信息技术在‘众创空间’、跨学科学习（STEAM教育）、创客教育等新的教育模式中的应用”。2017年6月中国教科院发布了《中国STEM教育白皮书》，提出“2029创新行动计划”。大力发展STEM教育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支撑未来“智造”强国所必须的。对于未来在我国有效推进STEM教育，建议从资讯类科普教育、嵌入式课程、项目型课程和整合性学科四个层面同时推进，促进学科内容、信息技术和师资队伍的三维度整合，大力推进STEM教育能力建设和以智慧教育理念引领STEM教育。
于志晶（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吉林省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教体系框架，但是提升建设标准，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升级版”仍是今后必须长期坚持的目标，未来的工作重心在继续追求“大”和“全”的同时，也要注意“强”和“活”。从规模上看，职业教育已经占到高中和高等教育阶段的半壁江山，各级各类学校和机构设置已经比较丰富、全面；制度上，以《教育法》《劳动法》为基础，以《职业教育法》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体系逐渐完备，政府主导、地方为主、社会参与的管理格局正在形成。但是，面临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对高端岗位、复合型人才的有效供给还是不足；全民对职业教育的认识狭隘；政府、社会、学校及市场之间平衡关系的制度建立未完全到位，未完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技术追赶和创新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背景下，职业教育既要跟上技术高速发展的步伐，也要借助技术的力量完成自身的现代化改造；随着老龄化、城镇化、信息化、绿色经济的发展，职业技术人才培养的全纳性、多样性、可持续性、有效性迫使职业教育仍需要努力跨越发展壁垒。这些都是我国职业教育面临的重大现实挑战和未来努力的方向。因此，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要解决并提升治理能力、基础能力、创新能力、服务能力和竞争能力等关键能力；实现职业教育统筹管理由地方政府统筹向地方立法统筹转变，公共财政投入向扶优转变，职业教育资格体系由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认证向国家框架的转变，以及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重心由中等职业教育向高等职业教育的转变。
高向东（华东师范大学经管书院书记兼常务副院长，经管学部副书记、教授）：无论从政策层面还是实践发展层面，民族教育都非常重要，值得研究和关注。从人口学的视角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总量和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民族教育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西部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相对薄弱，民族教育自身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需求，部分少数民族传统教育思想观念对教育有着制约作用，民族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不够深入，法制建设有待完善等。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比汉族人口具有增长快，平均年龄结构低，迁移流动大等特点，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人口迁移流动都会对现有民族教育结构和民族教育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在如今大规模少数民族人口迁移变动和学龄人口自然变动的双重影响下，发展好民族教育对我国教育事业整体布局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在未来的民族教育工作中，要加强人口变动对民族教育发展影响的前瞻性研究，及时调整教育投资内外部结构，保障流动到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接受民族教育的权利。根据各民族具体情况开展多样性的民族教育，按照民族人口分布的变动适当调整教育网点，建立城乡区别的民族教育发展战略，从而优化我国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让56个民族在教育现代化的征程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袁振国（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教育学部主任）：思考教育问题要始终与未来发展趋势、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正在转型，教育需正视和纠正现阶段自身功能和定位的偏离问题，这是教育现代化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工作的重点。一是对教育作用的理解过于功利主义。现代教育仿佛不再是单纯为了人的情怀和自我实现，反而成为了升学、就业和获得更高收入的手段。二是功利主义背景下，对个性培养的缺失。受教育者的兴趣被家长和教师扼杀，为其指定他们认为最有利的，甚至不惜强迫孩子放弃自己的选择，这种划一式的教育与越来越丰富多彩的社会是不相适应的，因此未来教育应是一种可选择的教育，尊重学生的个性化选择。三是创新教育的缺失。与标准化教育和功利主义强调的适用和获得现实的“好处”不同，未来社会是让自主性、主动性、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得到更好发展，创造性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因此创新教育应被摆在更重要和更显著的位置。四是加强教育在线上线下的融合。未来社会与虚拟世界结合，甚至虚拟世界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如果在互联网、信息化、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教育形态依然保持传统学校、课堂、班级的概念，便无法胜任社会发展要求。因此，未来教育要与互联网提供的机遇紧密结合，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教育在所有行业中受到信息化、网络化影响最小，原因在于教育体制的惰性。要实现教育线上线下的融合，就要挑战现有体制，打破传统包袱，把线上教育和传统学校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五是终身教育与学校教育分离的不合理性。学校教育应是终身教育的组成部分，终身教育理念应是从“摇篮到坟墓”的完整教育，但在我国，终身教育某种程度上被等同于继续教育。因此，应从制度设计出发改变这种分离的不合理性，促成终身教育一体化，从而完善整个国家教育体系。
整理人：范笑仙，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成果传播中心主任、副研究员，上海 200062；姜蓓佳，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科研助理，上海 200062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