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明确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这一时代命题不仅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核心主线，更成为检验教育研究是否立足真实问题的 “试金石”。为搭建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助力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我们以教育强国为核心主题，集结力量打造“教育强国研究书系”，立足中国教育改革的真实问题，探索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的系统性跃升之路。
“教育强国研究书系”的诞生，既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更是让教育理论真正扎根实践、引领实践的一次全新尝试。
深入研究教育强国建设面临的真实问题
文 | 柯 政 在建设强国的背景下，国家给包括教育学在内的所有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重大的使命任务，那就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关于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已有很多文章在讨论，教育部也专门设置了相关的工作机制在推动。从目前来看，教育理论界关心的重心是怎么提出一些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的学术概念和理论。很多人认为这是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任务。但我以为，至少对教育学来说，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当前最重要或者最紧迫的任务，是把在中国教育实践中真正在起作用的那些知识提炼出来，进行理论化、学理化之后，再回到实践，让这些更新后的知识重新地、更好地指导实践，提升实践的质量。简而言之，评判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指标不是国内外学术界认不认，而是中国的实践者认不认、用不用。中国教育学研究者要有这样的自信，只要我们的理论和知识是真正能够指导实践的，而且中国的教育实践做得比别人好，那么，我们的理论和知识体系最终肯定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再退一步讲，如果我们的理论能为“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提供指引，即使别人不认可，那又怎么样呢？反之，如果不能很好地解释、解决自己的问题，总去追求别人的认可，纳入别人的理论框架体系，这样的概念、理论和知识体系意义也不大。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影响实践、指导实践，恰恰是教育理论的短板。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明显地存在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学术界或理论界对真实的教育改革实践的影响力、支撑力越来越弱。“说不上话”“不想说话”“自说自话”的现象也越来越多。但很多学者却对此见怪不怪、不以为意，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张力的问题。在他们看来，理论与实践总是有距离，而且应该有距离；实践者对理论的抗拒，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之前或多或少也有类似的认识。 …… 近些年，因为工作岗位的原因，我自己也成为了高等教育管理的一线实践者，再加上有机会参与制定一些教育政策，对政策制定者所处的情境及其所思所想有一些体会，我慢慢发现，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无力感可能主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张力的问题。教育实践者觉得教育理论“没用”，主要还不是因为理论比较抽象、不太在意具体情境，而实践往往必须考虑各种具体的、现实的约束，因而无法直接应用，也不是因为理论有较强的规范性，而实践者觉得太难、“跟不上”。而可能的原因是，理论跟实践从一开始就“不对题”，理论建构所基于的那些事实和场景，本来就不是实践者真正遇到的或使用的。也就是说，很多教育理论不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或者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实践问题，而是理论工作者和实践者压根就不是看同样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这么多教育理论指导不了实践，另外一方面，实践者又普遍觉得缺乏理论指导。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这段讲话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方向和方法指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这段话值得我们反复阅读。简而言之，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第一步是把中国教育改革实践中遇到的真实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 而做到这一步却是不容易的。 …… 首先要承认，确实有很多的实践问题缺乏学术纵深，不是合适的学术研究对象。但也有很多实践问题，虽然表面上看，深度不够，背后其实有很多的理论问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比如，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面临一个工作上的难题：学校的多校区布局应该怎么做？虽然这个问题看上去也是一个操作问题，但如果深入下去，会发现背后有大量事关大学功能、学术组织形态、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关系等一堆重大理论问题。也就是说，这类实践问题不是本身没有学术含量，而是研究者没有很好地“破题”，找到底层的理论问题。 还有一种情况是，很多实践问题之所以让人感觉“没什么好研究的”，也不是因为个人能力不够，而是因为缺乏足够多的集体智慧投入，导致积累比较少，从而觉得研究虽然有点进展，但显得微不足道，以至于觉得学术性不够。关于“减负”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 “减负”问题是中国教育面临的最头疼问题之一，照理说研究“减负”问题，其现实意义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很多学者认为 “减负”不是一个合适的学术问题，觉得学术纵深不够，写出来的文章比较平淡、浅显。但事实上，这不是因为“减负”问题的学术性不够，也不是个人能力不够，而是主要因为整个学界目前对“减负”的研究还太少，研究基础弱。 比如，大多讨论学业负担的文章，都要避开测量的问题，这就很难深入。而要解决测量问题，首先需要解决“负担”是一种主观感受，还是一种客观属性等一系列本源问题。这就相当于当年物理学提出“温度”这个概念，并不断完善对它的测量一样，需要大量前期的研究基础。试想，如果没有对“温度”进行大量基础的研究，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许多研究都做不了，或者压根就想不到去做。同样地，如果学业负担能够突破测量问题，我们也会有非常多的高质量研究可以做。这就是学科积累，也是新兴学科领域发展之初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18世纪的生物学，在当时的物理学、数学等学科看来，就是学术性不够，甚至被视为“小儿科”，认为生物学的研究多为定性描述，缺乏数学化模型，且证据不够充分。试想，如果当时的科学家也因此觉得这些研究领域缺乏足够的“学术性”，觉得这些问题“没什么好研究的”而放弃探索，哪会有今天的科学发展？总而言之，从根本上来说，这些问题还是因为大家都不去研究，导致研究基础弱，建立不起“垂直性”的知识体系。 正是认识到了这种情况，我们试图做一些改变，尽自己所能，引导更多的学术资源投向真实问题的研究。教育强国显然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话题。其一，它具有重大意义。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是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国家任务。未来十年，中国教育改革最重要的主题词就是教育强国，它将会是贯穿中国教育改革的思想主线。与此同时，它也必然会为我们源源不断地提供有价值的重要研究课题。 …… 其二，它也是一块检验中国教育研究者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投入智慧研究解决真实问题的重要“试金石”。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英美等西方国家较少提出类似教育强国的战略，甚至很难找到“教育强国”这一概念的恰当英文翻译。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很多，但差异并非差距，更不是“别人都不搞这个，我们搞这个就有点不正常”。但遗憾的是，我们有些学者就是这么认为的，觉得这不是一个合适的学术问题，甚至把关于教育强国研究选题错误地理解为是急功近利。我们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并希望能改变类似的想法。 这就是我们组织出版这套“教育强国研究书系”的主要目的。这套书系聚焦教育强国这个核心主题，简单来说，具体内容大致包括两类。一类是关于教育强国的研究。它回答诸如什么是教育强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推出教育强国战略，世界教育强国建设的历史经验是什么，我们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和困难是什么，人口和科技进步给建设教育强国带来哪些机会和挑战等等基础问题。另外一类是为了教育强国的研究。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系统性跃升和质变，对教育的各大方面都会带来系统性重塑的压力，要从各个方面和角度来回答中国教育要做出哪些重大改革方能建成教育强国的问题。 在书系的组织方式上，我们秉持开放原则。选题是开放的，只要是事关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问题，我们都欢迎。时间是开放的，什么时候想明白了，随时都可以纳入。人员是开放的，只要是有真才实学，无论大家还是新锐，都欢迎成为书系的作者。我们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能够把教育强国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说清楚，能够启发和引导实践。我们坚信，只要我们的理论能指导实践，在建成教育强国的过程中真正起到引领支撑作用，那么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也就真正建立起来了。 我们这个想法得到了上海市教委的大力支持。上海市教委把这套书系列入“上海市教育现代化重点项目”，拨出专项经费予以支持。中央教育领导小组秘书组秘书局，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发展规划司、办公厅、综合改革司、政策法规司等相关部门领导都非常关心本书系的进展。 最后，我们再重温一次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 本文选自“教育强国研究书系”序言 因推送篇幅有限，有删减 已出版书目
《教育强国的底层问题》 柯政 著 2026年1月 978-7-5760-6552-7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 “双减”长效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董圣足 等 著 2025年10月 978-7-5760-6197-0 《数字化时代思政教育创新研究》 孔祥渊 等 著 2026年1月 978-7-5760-6336-3 《职业教育如何服务发展： 理论建构、省域实践与改革路径》 李政 等 著 2026年1月 978-7-5760-633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