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推送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在中国教育发展论坛2019“人口变动与教育资源配置”上的发言全文
要点：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导任远发表了“人口变动、教育资源配置对国家的影响”的主题演讲。他指出，人口格局在深刻变动，在人口红利逐步减弱的背景下，需要从依靠简单劳动力的发展时期，过渡到依赖人力资本的人力资本红利的时期。他强调，对“二孩政策”的预测失败说明人口压力型的人口变动影响教育资源配置思路是过时的，人口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空间的变动和波动影响分层次的教育资源配置及其内容。因此，在大迁移时代，要推动教育制度的改革，扩充对教育资源配置的制度化供给，是完善在人口迁移流动过程中教育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
【发言全文】
对于人口变动而言，从人口学专业来看，虽然对于人口研究的方法仍然是需要继续提升，但是对于这样的人口变动已经不乏非常丰富的研究。包括联合国等相当多的人口研究机构对于当前的人口状况、对于当前人口动态以及未来的人口预测都做了相当多的研究。
在这些研究基础上也基本上取得了一些共识，我们国家的人口将会在2025-2030年到底并且会趋于长期下降。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也已经开始下降。长期的低生育率下，我国少年儿童人口的数量和比重也会继续下降，正在快速进行老龄化。人口流动虽然2014年以后的数据表现出一定的稳定和有所下降，也有学者像丁金宏教授提出人口流动可能会空心化，但是随着经济增长流动的活动性，会带来人口流动保持较强的活性，我们国家对人口流动也做出了一些新的表现。
在人口变动基本共识下，最近几年对于人口变动会带来人口红利的减弱引起相当多的担心，对此讨论也有非常多微观的看法。在人口结构变动下越来越需要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因此发展出人力资本的红利是非常重要的，人口变动人口红利的减弱，人口变动人口红利的转变，内生出人力资本的红利。家里的孩子少了，教育水平就提高了，而且死亡率下降会提高教育以及迁移本质上会提高教育程度的。因为迁移总是一个人的理性选择，从一个教育程度较低的地区迁移到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因此人口变动一个方面是看到人口红利是在减弱，而且我们需要怎么积累新人口红利。人口变动其实在另一方面积累起人力资本红利，并且通过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人力资本红利具有塑造新时代的发展战略的作用。
从人口数量的角度来看，事实上人口压力型的社会逐步在缓解，我们原来人口持续增长以及学龄人口的增长，以及学龄人口的基础教育的需求形成了思维习惯，人口构成了教育资源配置的压力。整个教育资源配置事实上在人口压力型社会中构建起来。实际上可以无论是国家还是相当多的城市，人口压力在弱化。实际上减轻教育资源配置总量问题，也使得教育资源配置应该更加重视教育资源均衡的问题，例如上海虽然静安区教育局长觉得非常大的教育压力，但事实上相对于中心城区的教育已经相当充裕，而且中心城区可以日益小班化，郊区的教育资源压力和中心城区教育资源相对宽松，形成了上海的基本情况。人口压力型带来教育资源配置的压力在减弱，国家的教育资源配置也更均衡。人口压力的弱化，教育资源配置应该更加重视均衡和多样化的教育需求问题，我们现在对于起跑线的讨论，以及学区房的竞争，事实上都是反映人口压力减弱之后需要更好的更高质量的教育，我们总是认为教育可能存在过度教育，意味着人们对于教育已经不是教育的数量的问题，而是教育的质量的问题。
人口压力型的人口变动影响教育资源配置，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有相当多不必要的担心。从2013年调整生育政策之后有非常多的研究，我们从文献中也可以看到似乎人口变动生育政策调整之后会带来补偿性的生育增长，并且会增加教育资源配置的压力。人们往往会说2013年过后到了2020年，教育会带来多少提高小学教育的压力以及初中教育的压力。实际情况证明这样的预测是错误的，而且这样的预测是失败的。进一步说明人口压力型的人口变动影响教育资源配置思路是过时的，对于生育政策调整下教育资源配置压力事实上是不必要的担心。
从人口结构的影响来看，人口结构的变动影响教育资源配置。因为人口年龄结构事实上决定了分层次的教育资源配置，少年儿童和学龄人口比重的下降，中高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使得分层次的教育需要讨论。综合分析整个教育资源配置的重点和短板，基础教育的相对缺乏性有所下降。从分年龄的教育资源配置满足率的情况看，教育资源配置的短板日益表现为学龄前教育和义务教育以后的教育发展。
随着中高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的增长，也使得对劳动者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对老年人口教育等这些原来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相对并不显著的需求得到快速增长。这突显出终身教育的必要。也突显出对全年龄段的教育资源配置的需求。与此同时，不同年龄人口获得怎么样的教育显得更加突出。例如义务教育以后人口是获得普通高中教育，还是职业高中教育，这不仅取决于人口的对于教育的具体需求，本身也与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相联系。因此，人口结构影响教育资源的层次性，而且人口结构的波动性影响教育资源配置。这种波动性事实上可以看到每年的出生人口是波动的，因此教育学龄人口是波动的，这种波动性人口出生高峰和低谷之间甚至达到1500万人口的差额，而且平均每一年出生人口差额就有200万。因此人口本身是波动性就带来教育资源配置的波动性，这种波动性对于更低层面上来说，对于分地区、分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切入和导出，各个年份之间的教育人口的波动性也会更为突出。这种波动性会产生一系列的教育影响后果，比如小学五年制到六年制再到五年制的变化，这其中有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年龄结构波动造成的。包括把许多的幼儿园改成养老院，其实都受到这些考量。
事实上2002年以后教育的扩招，是我们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某种意义上也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多出生的人口推移效应带来他们到了18岁以后进入大学，为了要解决就业市场的压力，国家通过大学把他变成托儿所，把年龄结构波动性影响到了大学。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是会损害大学的品质。但是可以看到人口的波动性影响教育资源配置，使得人口结构变动和波动性影响配置，使得教育资源配置不是教育资源配置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教育资源配置的方向和内容。教育资源配置到什么层次上，发展什么种类的教育，比提供多少数量的教育资源更加重要。
我们也看到人口空间分布和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有很多的讨论，这种平衡性的问题本质上是教育公平的问题。教育资源配置在省际之间、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成为显著的教育不平等。人口迁移流动本质上是有利于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的，但是现实情况是，由于教育制度的歧视性和排斥性的安排，人口迁移流动还进一步恶化了教育不公平。流动儿童的教育排斥限制他们的教育机会和发展，加剧了家庭分离和流动儿童的返回。
最近，我们研究全国不同城市儿童留守率和随迁率，可以看到北京、上海的随迁率是非常低的，只有20%。特别是2010年跟2012年相比，上海跟北京的随迁率下降，上海130万的流动儿童到2015年下降到了80万左右的流动儿童，儿童数量减少了50万人。由于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化，以及教育资源获取的排斥性和不平等性，增加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平、不平等。迁移过程中的教育公平并不是一个数学问题，即根据人口变动对教育资源配置的测算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是破除制度壁垒和进行制度改革的问题。因此，推动教育制度的改革，扩充对教育资源配置的制度化供给，是完善在人口迁移流动过程中教育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
因此，可以总结出，人口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因素，人口的教育需求和对教育服务的选择推动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供给。人口变动影响教育资源配置的数量、结构和分布，要求重视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和教育质量，教育资源配置的层次、内容，以及实现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在此过程中促进人口变动和教育资源配置的协调性显得非常重要。
长期的研究往往就教育事业本身讨论教育资源配置，或者就人口变动讨论人口发展；或者简单地依据各个地区的人口数量来确定教育资源配置规划，做着数学的工作，忽视了人口总量、结构、分布的变动，及通过教育人口影响教育资源配置；忽视了二者的协调性，以及忽视了在此过程中的制度因素、政策因素、人口对教育服务的选择和发展体系的要求之间的复杂联系。这些方面还需要更加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在这些方面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更加细致深入的研究，我们也很希望和在座各位同行做更多的交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