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育发展报告（2019）》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丛书》出版面世的第一本，从整体上梳理、回顾了当年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总体状况，为读者了解我国教育现代化进展提供整体性、概览性的介绍。
顾明远先生为本书欣然作序，现全文转载，以飨读者。
顾明远：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教育学部顾问，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
教育政策研究的三个结合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组织编写的《国家教育发展报告（2019）》与读者见面了，我感到非常高兴。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教育规模持续扩大，教育公平稳步推进，教育结构不断优化，教育质量持续提升，教育体制机制日趋完善，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教育事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种跨越式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亟待回应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加强教育研究，特别是加强教育政策研究。
教育政策研究与一般学术机构的教育研究有密切的关系，但也有重要区别：后者更关注采用规范的方法阐释教育现象背后的规律，为我们理解现象提供更丰富的视角和更深刻的洞见；前者更关注在研究基础上提供建设性的方案，这种方案不仅要有规范的方法论基础，还要符合政治规律、经济规律以及政策发展的规律。关于教育政策研究的一般规律值得专门的研究和阐释，在此，我觉得以下三个方面的结合值得强调。
首先是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相结合。理论是实践的升华和深刻总结。回应教育政策实践中的重大问题，离不开理论指导，不能与理论研究相脱节。只有透过一定的理论视角，去认识、理解实践中的问题，所提的对策方案才能更具系统性、更能兼顾全局性，也更具前瞻性。
其次是思想观念与经验材料积累相结合。缺失思想的经验材料是没有魂灵的；而缺失了经验材料支撑，思想也就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生活，枯燥乏味。一项好的教育研究，特别是教育政策研究，必须在思想的深刻性与经验材料的丰富性上狠下功夫，并将两者贯通起来，使之相得益彰。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要注重经验材料的积累。教育研究的科学化，有赖于强化各种经验研究，通过研究反映客观现实、揭示因果关系；教育决策的科学化，也有赖于基于经验材料的理性判断，一项好的政策一定是扎实经验调查的产物，而非“拍脑袋”的结果。
最后是长线研究和短线研究相结合。教育政策研究中存在大量的热点、难点问题，需要决策者和研究者尽快回应，这就决定了一些短线的教育政策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同时，做好教育政策研究，也需要在一些方向或领域上有长线的理论和经验材料积累。这些积累是对短线研究的有力支撑，并将成为研究团队的优势和竞争力。
作为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教育智库，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在上述“三个结合”方面的努力和经验值得肯定。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依托我国教育研究的重镇华东师范大学，汇聚了一大批来自校内外的专家学者，通过多学科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关注和解决教育政策问题，为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和切实可行的对策方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思想基础。同时也有深厚的经验材料积累。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自建院以来，始终倡导“关于系统的研究”与“基于系统的研究”并将之结合。该院不仅建设有“国家教育科学决策服务系统”等重要数据库，而且注重开展实地调研，将教育政策研究与决策咨询建立在扎实的调研和丰富的数据基础之上。他们坚持教育政策研究的“长短结合”。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在及时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同时，还围绕国家战略需要，在教师队伍建设、教育精准扶贫、长江教育创新带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教育一体化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长线研究，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做出了扎实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研究和服务决策等方面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
这本《国家教育发展报告（2019）》，我认为有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内容全面。报告涵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以及教师队伍建设、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教育信息化建设等若干重要专题。二是注重证据。报告专设一部分，用独具特色的“数说”形式，全方位展示我国教育事业的年度进展和取得的辉煌成就。三是“点”“面”结合。该报告在整体呈现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概况的基础上，专门设置区域教育案例研究部分，就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和“三区三州”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进行案例研究。如果说，报告的前两部分“数说教育发展”“教育专题分析”追求的是“广度”，那么第三部分追求的则是分析的“力度”与“深度”。
这部报告既有经验材料的呈现，又有学理的分析；既聚焦了政策热点，也跟踪了研究进展；既用数据呈现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总体状况，也以专题、案例对各级各类和区域教育改革与发展进行了深入剖析。这一精心打造的力作，对于政府决策者、专业研究者和社会公众，都能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启发。衷心希望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科研团队把《国家教育发展报告》编写工作矢志不渝地做下去，越做越好。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