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西部“两基”攻坚、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发展支持等政策的实施，中部地区的经济总量、经济增长速度、人均GDP增长等远远落后于东部，甚至与西部地区大体相当。而且，人、财、物方面的教育资源供给均落后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学者将此现象称为“中部凹陷”或“中部塌陷”。
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博士后尚伟伟、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陆莎、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李廷洲基于2004—2018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和时序数据，对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中部塌陷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刊发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0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尚伟伟，女，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博士后
陆莎，女，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李廷洲，男，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院长助理、专任副研究员
摘 要：基于2004—2018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和时序数据，本文对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中部塌陷”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部地区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经费投入等方面多项生均指标明显落后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塌陷”状况具有时间差异，呈现不同程度的加剧态势，这成为当前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新短板；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和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为核心的国家政策支持不足对中部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的“塌陷”状况具有显著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内，改善“中部塌陷”的关键在于加快落实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保障中部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的“造血”源；加大对中部地区的政策倾斜与支持，统筹区域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优化教育资金资源配置，强化中央和省级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责任。
关键词：义务教育; 中部塌陷; 差异系数; 财政转移支付;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对于奋力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作出了重要部署，指出要做好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开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西部“两基”攻坚、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发展等政策的实施，中部地区的经济总量、经济增长速度、人均GDP增长等远远落后于东部，并与西部地区持平，人、财、物等教育资源的供给均落后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学者将此现象称为“中部凹陷”或“中部塌陷”
基于此，本文运用2004—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和全国时序数据进行量化分析，深入研究当前我国区域教育发展的短板和关键问题，以义务教育为焦点，全面系统论证义务教育“中部塌陷”的问题表征与关键制约因素，进而探寻加快推进中部地区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缩小区域资源供给差距、释放人力资源红利的政策路径，这也是当前我国加快落实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重要任务。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理路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整理编纂的《中国统计年鉴》[4]，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编撰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5]，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6]，财政部发布的《中央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分地区情况汇总表》《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分地区情况汇总表》《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分地区情况汇总表》[7]等。鉴于2000年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效应的滞后性与数据的完整性，本文数据选取的时间跨度为2004—2018年，这一时段数据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我国义务教育事业发展状况，有助于观测和评价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及其长期变化趋势。为科学测度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本文依据教育部出台的《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8]和《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9]中的“办学条件”“教育经费”等维度选取相关统计指标。根据历年教育统计年鉴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价指标包括：物力资源（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网络多媒体教室占教室总数比例、生均图书册数）、人力资源（生师比、中级教师占比、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占比）、财力资源（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其中，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网络多媒体教室占教室总数比例、生均图书册数用于监测全国各地学校基础设施的配置情况，该指标值越高，说明学校办学条件越好、学生实际的教育获得机会越多。生师比用于监测教师的充足程度，反应教师数量的配置水平，该指标值越低，说明学校的教师越充足。中级教师占比、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占比用于监测学校的教师队伍发展水平，中级教师和高学历教师占比越高，说明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和综合素质越高，越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和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用于监测全国各地政府部门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教育活动专门拨付的财政性资金，其金额越高，说明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保障越充足。
基于已有研究，依据《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和《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的评价指标，“中部塌陷”主要指中部义务教育发展在物力资源、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等方面落后于东部和西部的现象。本文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在横向上，本文比较了义务教育发展在物力资源、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等相关指标上呈现的“中部塌陷”现状，即分析中部与东部、西部各项指标的生均水平差距及中西部、中东部的差异系数；在纵向上，本文考察了中部与东部、西部义务教育发展各项指标差距的变化情况，即分析生均水平和差异系数的年度变化趋势。
（二）研究方法
为了综合考察和比较中部、东部、西部(1)1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本文采用教育部发布的《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第六条提出的差异系数估计方法。差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简称CV）也称变差系数、离散系数、变异系数。它是测算数据离散程度的相对指标，差异系数越大，代表离散程度越高，均衡水平越低；反之，差异系数越低，均衡水平越高。它既可用于不同单位资料的差异比较，也可用于不同水平同类现象的差异比较[10]。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深入探讨影响义务教育“中部塌陷”问题的主要因素，将省域经济发展水平、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等重要变量纳入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
三、“中部塌陷”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
（一）办学基础设施
第一，中部地区小学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中小学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和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均低于东部、西部，呈现持续的“中部塌陷”态势，初中生均教学仪器设备的供给尤为严峻。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的分析显示，2018年中部地区小学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比东部地区少0.44平方米，比西部地区少1.97平方米；且从2010年开始“塌陷”状况未得到改善，虽然中东部差距从2010的1.87平方米降低至2018年的0.44平方米，但中西部差距从2010的0.73平方米上升至2018年的1.97平方米。整体来看，中部地区的中小学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和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均呈现持续“塌陷”状况，其中初中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的“塌陷”问题更严重。具体而言，初中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的中东部差距和中西部差距均不断扩大，差异系数分别从2004年的0.79和0.26扩大到2018年的0.92和0.34；中东部差距从2004年的0.03万元增加至2018年的0.25万元，比原来增长7倍；中西部差距从2009年的0.01万元扩大至2018年的0.06万元，比原来增长5倍。虽然小学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中小学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的中东部差异系数逐年缩小，但是中西部差异系数逐年扩大，“塌陷”问题并未改善。例如，在2018年，中部地区小学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比东部少1500元，比西部少500元；小学、初中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分别比东部少6.22台、9.81台，比西部少2.93台、2.97台。
第二，初中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中小学生均图书数和网络多媒体教室占比等指标的中西部差距和中东部差距呈现从无到有再缓慢扩大的态势。具体而言，2011年之前初中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基本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形态，从2011年开始“塌陷”现象持续存在，虽然中东部差异系数从2011的0.18降低至2018年的0.09，但中西部差异系数从2011的0.02增加至2018年的0.08，“中部塌陷”问题呈缓慢扩大态势。2015年之前中小学生均图书数和中小学网络多媒体教室占比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从2016年开始出现“中部塌陷”现象并缓慢扩大。例如，初中网络多媒体教室占比的中东部差距从2015年的19%降低至2018年的16%，差异系数从2015年的0.17降低至2018年的0.12，但是中西部差距逐年扩大，水平差距从2015年的2%增加至2018年的8%，差异系数从2015年的0.02增加至2018年的0.06，“中部塌陷”态势缓慢扩大。
由此可见，西部大开发战略配套的“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方案等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使西部地区办学条件有了快速改善，而中部地区办学条件逐年落后于西部地区，导致“塌陷”问题持续存在，尤其是初中生均教学仪器的设备供给。同时，图书数和网络多媒体教室占比等资源供给也开始出现“塌陷”，并且“塌陷”呈现缓慢扩大态势。这说明中部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基础设施资源供给亟待改善。
图1 各地区中小学生均体育运动场面积、图书数、网络多媒体教室占比差异
注：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编撰的2004—2018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相关指标计算，网络多媒体教室这一指标是2013年以后列入《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故此项仅有2013—2018年数据。参见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http：//tongji.cnki.net/kns55/Navi/HomePage.aspx?id=N2019030252&name=YZKRM&floor=1。
（二）教师资源
第一，中部地区中小学专任教师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者的比例严重“塌陷”，但发展趋势有所改善。我国中小学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这体现出教师素质不断提升，教师人力资本显著增加[11]。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越高，学校所拥有的高素质人力资源越多，越有助于教育质量的提升。中部地区中小学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存在“塌陷”问题，以2018年为例，中部地区小学和初中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分别比东部低21%和13%，比西部低2%和7%。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从2009年开始，中小学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的中东部差异系数和中西部差异系数均呈现逐年缩小的态势，“中部塌陷”趋势有所改善。
第二，中小学生师比、小学具有一级及以上职称者占比存在“中部塌陷”，并呈缓慢扩大态势，初中具有一级及以上职称者占比不存在“中部塌陷”。具体而言，2008年之前小学生师比即教师的充足度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格局，2008年开始，中部的小学生师比开始高于东部和西部，中部教师的供给开始出现“塌陷”问题，并呈现缓慢扩大态势；初中生师比、小学具有一级及以上职称者占比分别从2016年和2017年出现“中部塌陷”现象，且中西部和中东部差距缓慢扩大；初中具有一级及以上职称者占比始终是“东部>中部>西部”，不存在“中部塌陷”。
图2 各地区中小学师资力量差异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整理编纂的2004—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生师比指标。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上述数据表明，2006年《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的实施在提升义务教育发展方面取了较好成效，西部地区的教师资源供给得到很大改善，从而引发“中部塌陷”现象，尤其是在中小学教师数量的方面。如果中部地区政策扶持持续不足，将不可避免地使具有一级以上职称的教师比例也出现“塌陷”。
（三）义务教育经费投入
从生均一般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来看，由图3可知，2004年到2018年“中部塌陷”现象一直存在，尤其是从2010年开始，“中部塌陷”问题开始出现逐年加剧态势。具体而言，小学阶段，中东部经费差距从2010年的4748.70元扩大到2018年的6041.98元，中西部差距从2010年的1479.39元扩大到2018年的3239.94元；初中阶段，中东部差距从2010年的5666.49元扩大到2018年的11009.08元，中西部差距从2010年的1324.40元扩大到2018年的2132.14元。
注：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发布的2004—2018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参见教育部：《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公告》，http：//www.moe.gov.cn/s78/A05/cws＿left/s3040/。
从生均一般预算内公用经费来看，“中部塌陷”持续存在，且小学阶段呈加剧态势。整体而言，在小学阶段，中东部差距从2004年的318.64元上升至2018年的1426.83元，中西部差距从2004年的55.86元上升至2018年的513.33元；在初中阶段，中东部差距逐年扩大，从2004年的420.78元逐年扩大至2018年的3039.19元，中西部差距具有上下波动的特点，从2004年的71.44元扩大至2010年的457.00元，后降低至2013年的36.29元，再上升至2018年的119.47元。
由此可知，中部地区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力度远不及东部和西部，尤其是生均一般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投入，并且投入差距还在持续扩大，政策制定者应考虑中央教育财政支持的结构性优化问题，加大对中部地区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经费支持，缓解并改变“中部塌陷”的状况。
（四）义务教育发展水平
为了全面考察中部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的“中部塌陷”问题，比较中东部和中西部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差距，本文选取了2004年和2018年31个省（市、自治区）小学、初中学校的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生师比、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占比、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网络多媒体教室占总教室数比例、生均图书数、生均一般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生均一般预算内公用经费等指标作为衡量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由于不同指标的测量单位不一致，本文采用主成分综合评价法，提取特征根大于1的主成分，可以解释变量的贡献率分别为84.63%、85.71%，这说明主成分分析效果较好。根据主成分分析的变换矩阵，亦即主成分载荷矩阵等于因子载荷矩阵除以根号特征值，得出主成分载荷矩阵，再以主成分载荷矩阵乘以标准化的各指标相乘并加总得到各主成分的表达式，以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进行加权，计算得到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由于标准化处理后综合得分存在正负值，因此本文参照苏为华的方法对综合得分进行线性变换[12]。经过线性变换，最终得到中部、东部、西部义务教育发展指数。如图4所示，2004年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并未出现“中部塌陷”，而是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形态，排名最后三位的省（区）均属于西部地区，依次为贵州、广西、甘肃，甘肃居末位。然而，2018年中部地区义务教育发展水平不仅仅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而且落后于西部地区，“中部塌陷”问题突出，排名最后三位的省份均属于中部地区，依次为河南、江西、湖南，湖南居末位。除湖北以外，安徽、山西、湖南、江西、河南这中部的五省义务教育发展指数均低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其中河南、江西、湖南低于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发展指数最低的四川。这说明义务教育发展的“中部塌陷”问题存在一定的内部异质性，除湖北以外，其余中部五省均出现“塌陷”问题，且河南、江西、湖南尤为严重。
图4 2004年和2018年我国各地区义务教育发展指数
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出台系列规划方案，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在对口帮扶、财政税收、项目布局、融资服务等方面给予西部地区大力支持，使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得到很大提升，并逐步超过中部地区。然而，200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以及随后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等政策，主要从经济发展层面提出了发展思路和主要任务，并没有对义务教育的供给给予明确的扶持政策或经费补偿。西部地区帮扶政策的全方位充足供给与中部地区支持政策供给的持续不足形成鲜明对比，使得义务教育发展的“中部塌陷”问题凸显，“中部塌陷”问题亟需引起重视。
四、“中部塌陷”的影响因素
（一）模型构建
义务教育发展的“中部塌陷”现象不仅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有着紧密关系，而且受相关倾斜政策的影响[2]。通过前文分析发现，我国中部地区教育发展整体上一直处于“塌陷”状态，或因西部大开发等政策实施后变为“塌陷”。探究义务教育供给“中部塌陷”的原因还要从经济发展变化和政策扶持的脉络中挖掘，其中扶持政策主要体现为中央转移支付的力度。相关研究表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发展水平有着高度的关联性[14]；专项转移支付对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有显著影响，但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对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影响不显著[15]。“中部塌陷”问题缘于长期的政策供给不足，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较低。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义务教育发展的影响。本文以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即人均GDP、生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地方政府教育财政努力程度、人口数量、人口密度等为控制变量（见表1），借鉴已有研究，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表1 变量描述和说明
其中，EDUit表示义务教育发展指数，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PGDPit表示人均GDP,SCZit表示生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Xit是一系列控制变量，μi表示地区固定效应，ν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根据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的结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二）结果分析
1．经济发展对区域义务教育发展的影响
表2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加入城镇化率、人口密度、产业结构等控制变量后，人均GDP对义务教育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而言，人均GDP每增加1个单位，义务教育发展水平提高0.817个单位，大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义务教育发展的影响。这与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形势和义务教育发展的整体趋势相吻合。2004—2018年间，东部人均GDP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西部与中部的人均GDP基本一致。这说明，以西部大开发为代表的国家政策扶持，使得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义务教育发展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表2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义务教育发展指数的回归分析结果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对应的t值；*P<0.05,**P<0.01,***P<0.001。
2．政策扶持的影响
西部教育发展的提升离不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与此同时，教育部等中央部委、发达地区教育管理部门对西部教育实施了多项扶持政策和对口支援，使得西部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其中，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大———例如，面向西部地区实施的“义务教育工程”“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西部地区‘两基’工程计划”“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东西部对口支援“两个工程”项目、“国家专项教育扶贫资金”等———使西部地区教育经费投入显著提升，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明显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功能是实现财政均等化，通过转移支付保障财政能力较弱的地方政府向居民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服务[16]。在加入控制变量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来说，生均财政转移支付每增加1个单位，义务教育发展水平提升0.241个单位。另外，地方政府教育财政努力程度与义务教育发展水平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地方政府教育财政的努力程度越高，义务教育发展水平越高。考虑到转移支付效果的滞后性，为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通过用所有变量的一期滞后项替换对应的当期项进行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原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结果是稳健的。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旨在弥补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均需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来保障义务教育均衡化发展，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所获得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存在差异，长期以来，中部地区获得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不足是义务教育发展的“中部塌陷”问题的重要原因。从图5中可以看出，在中部与西部地区人均GDP水平相当的前提下，2018年西部地区的生均中央转移支付（11.14万元）是中部地区（4.64万元）的近2倍，其中西部地区的生均专项财政转移支付（3.73万元）是中部地区（1.33万元）的近3倍。从变化趋势来看，2015—2018年期间，中部与西部生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差距均呈现逐年扩大趋势，差距从2015年的4.98万元增至2018年的6.50万元，其中生均一般性转移支付差距从2015年的2.72万元增至2018年的5.65万元，比原来增长近1倍。
中部地区幅员辽阔，省际差异明显，所以义务教育发展的“中部塌陷”存在内部异质性。从“塌陷”问题最严重的河南、江西、湖南三省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来看，河南、江西、湖南的中央转移支付明显低于西部平均水平，其中河南最少，江西次之，湖南再次，与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的中部“塌陷”现象是一致的（见图5）。以2018年为例，河南、江西、湖南的人均GDP与西部平均水平相当，但这三省的生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却远远低于西部平均水平（11.40万元），分别比西部平均水平低8.13万元、7.18万元、6.46万元。从变化趋势来看，2015—2018年期间，河南、江西、湖南与西部地区生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平均水平的差距均呈现逐年扩大趋势，差距分别从2015年的6.27万元、5.60万元、4.87万元增加至2018年的8.13万元、7.18万元、6.46万元，其中生均一般性转移支付差距从2015年的3.42万元、3.05万元、2.69万元增加至2018年的7.07万元、6.19万元、5.62万元，均比原来增长超过1倍。
数据来源：根据财政部发布的2015—2018年《中央财政预算》中执行数相关指标计算。参见财政部：《财政数据》，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shuju/。
由此可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均显著地影响义务教育发展。但是，由于财政扶持政策供给的长期不足，中部地区获得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专项支持和优惠政策极为缺乏，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中部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的“塌陷”状况更加严峻，尤其是河南、江西、湖南。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等相关政策供给对缓解义务教育发展的“中部塌陷”状况具有积极的作用。若不改变缺乏中央财政帮扶的状况，除湖北以外的中部地区义务教育将持续“塌陷”。因此，中部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既离不开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也离不开中央财政的支持和补偿。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以上基于全国数据和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存在“中部塌陷”，这与已有研究结论基本一致[17]。具体而言：第一，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部分教师资源、教育经费投入等层面均呈现不同时间节点和不同程度的“中部塌陷”，且整体上呈现扩大趋势，这成为新时期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短板。第二，义务教育发展的“中部塌陷”问题存在异质性，除湖北以外的省份均存在“塌陷”问题，但程度不同，河南、江西、湖南尤为严峻。第三，在影响因素方面，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和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为核心的政策支持不足是影响中部地区义务教育发展“塌陷”的主要因素，中部地区获得的中央转移支付明显低于西部地区，其中河南、江西、湖南尤为明显。本文进一步验证了社会经济发展和财政转移支付对教育发展的重要影响[1819]。那么，在中部与西部经济水平相当的情况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义务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凸显。因此，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强对中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和财政补偿是解决中部地区义务教育发展“塌陷”问题，缓解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关键。基于以上发现，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应落实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保障中部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的“造血”源。200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中部地区崛起的重大决策，同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0号），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件。直至2016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但是中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滞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明确指出中部地区要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下更大功夫，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中部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奋力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中部各省要加快落实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助推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区域结构等升级，从而提升义务教育财政投入能力，完善“造血”机制。具体来讲，一是要创新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机遇，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带动各领域产业的发展。中部各省尤其是湖北省，应带头加大信息技术等产业辐射创新各领域产业发展模型的转变，辐射中部其他省份，共同推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二是要加大中部地区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保障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造血”源充足，加快弥补义务教育发展的不足。只有充分重视人力资源的培养和积累，才能发挥中部各省的人口红利作用。三是坚持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打破固有思维模式，营造良好环境，吸引高水平高层次人才加入中部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建设，不仅激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而且提高中部地区教师队伍建设水平。
第二，加大对中部地区的政策倾斜与支持，统筹区域教育资源均衡配置。近十年，中部地区获得的政策支持不足是义务教育发展“中部塌陷”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系列倾斜性政策，不仅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为西部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的显著提升提供了充足的财政支持。然而，十年来中部地区获得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持续低于西部地区，加之政策支持的不足，使得中部地区的义务教育发展水平不仅落后于西部地区，而且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中央政府和发达地区教育管理部门在制定教育发展战略与政策扶持时，应充分考虑中部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的“塌陷”问题，及时给予适当的倾斜性帮扶与支持，尤其是河南、江西、湖南。例如，中部地区崛起战略落实过程中应增加教育类专项配套政策的制定与出台，资金使用兼顾软硬件；重视教师素质提升，吸引高学历、高职称的优秀教师到中部地区任教，为现有教师专业发展提供平台；为区域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人力资源积累，形成优秀人才聚集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生态圈。
第三，优化教育资金资源配置，强化中央和省级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责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要优化配置教育资金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确保起点公平；着力在提高质量、促进公平上下功夫”[20]。当前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短板在中部地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是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措施。因此，一方面应加大经费投入，加大对中部地区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建立与当地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确保对“塌陷”地区的精准帮扶，充分发挥中央财政资金的调节作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当前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保障采用全国统一标准，由中央与地方财政按比例分担，西部地区基本按照8∶2，中部地区基本按照6∶4[21]。加快改善“中部塌陷”状况应提高中部地区中央财政分担比例，以试点的方式，在义务教育发展极为薄弱的河南、江西、湖南等省，将中央与地方分担比例从当前的6∶4提高至7∶3，解决中部地区发展的“塌陷”问题。另一方面，完善经费保障机制，明确和厘清各级政府的责任，保障公用经费补助、校舍安全保障、阶段性和专项性工作等资金投入的均衡化或适当补偿；进一步明确中央与省级政府共同财政事权的范围，重点强化支出责任，加大对中部地区县级层面的资金补偿与支持；不断加强省级政府统筹协调力度，完善“促公平、保质量”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经费保障体系；优化制度设计，构建教育资源配置基础数据库，为测算义务教育经费需求、财政供给能力等提供数据支撑，同时公开经费投入、拨款等经费使用数据，接受地方政府、普通民众等多方监督，确保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能够获得充足、均等的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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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文有关中部、西部、东部的划分是参照国家统计局进行的区域划分。其中，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个省；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0个省（市）；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市、自治区）；东北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3个省，但东北部地区不纳入本文的分析。参见：http：//www.stats.gov.cn/ztjc/zthd/sjtjr/dejtjkfr/tjkp/201106/t20110613_71947.htm。